三份答谢词

■沈 苇

第19届柔刚诗歌奖答谢词

几年前，在北疆，遇到一位牧民，他去过北京。我问他北京怎么样，他想了想，说：“北京好是好，可惜太偏僻了。”他的回答使我想起阿摩司·奥兹的一句话：“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放羊人和放牧文字的人，原来是心有灵犀的兄弟，道出了异曲同工的心声。

现在，我生活在一个远离“偏僻”的地方，脚下也不是可以轻易自诩的“中心”。我的江南生活和边疆生活恰好各有二十三年了。我在哪？我是谁？将写出怎样的诗？等等，这些问题仍在困扰我。表面上看，我已汲取了一点“第二故乡”的地域性，然而从地域和地方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语言是真切的现实和可能的未来。在一个极度视觉化、现象化、话题化和趋同化的时代，偏僻已是一种弥足的珍贵；在喧嚣至上、静默稀少的普遍性中，我感到我所处的偏僻还偏僻得不够。

我热爱真正意义上的“偏僻”，而不是被善意调侃的实际上是“中心”的“偏僻”。坚定地与偏僻站在一起，从帛道与沙漠、废墟与蜃楼中，探寻自己的身世、起源，从草原行吟者和高原隐修者身上，辨认精神的兄弟，这大概是我置身偏僻而得到的一点馈赠与回报。

柔刚诗歌奖能授予《安魂曲》，是一个没有迟到的安慰。感谢柔刚先生和所有的评委们。我至今认为，《安魂曲》不是诗，只是一份诗歌记录，一份亲历者档案。它记录了一个暴力事件、一幕人间惨剧、“一份创伤经验”，写作的起因十分单纯：为了免于自我崩溃。它反对仇恨与暴力，呼唤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安魂曲》有助于治愈创伤、消除隔阂、唤醒互爱，那是我最大的欣慰。愿我生活的边疆大地安宁、老人无忧、孩子有梦，愿新疆有一个好的未来。

我将把所得奖金捐献给前年事件中的一户遇难者家庭，惟愿对他们的生活有微薄帮助。

2011年3月12日于江苏沙溪镇

《诗歌月刊》2011年度诗人奖答谢词

曾经，我梦想成为古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在数千人甚至只有几百人的绿洲上，母亲们将我的诗谱成摇篮曲，情人们用我的佳句谈情说爱；我的诗要给垂死者带来安宁，还要为亡灵们弹奏；我要走村串户朗诵诗歌，在闲暇季节到旷野去给全体国民上诗歌课。当然，我还要用诗歌去影响和感化国王，使他的统治变得仁慈、宽容而有人性。如果能做这样一名诗人，我认为是幸福的。

此刻，我更愿面对置身其中的现实：地域，时代，边缘处境，对潮流的旁观，个人命运与他者命运的切身性和同一性，等等。如果可能，就让我们为虚构的“中心”输送一点“边疆精神”吧，并且在说出足够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说出“是”。作为灵魂的客观物，一种向内、向外的艺术，诗歌仍是“言之寺”和“尘世宗教”，是这个高度媒介化、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反抗遗忘，抵御野蛮裹挟，确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

能在同一个西部，在昌耀先生曾经生活、写作的青海高原领取这个奖项，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诗歌月刊》，感谢王明韵先生、吉狄马加先生。谢谢在座的各位!

2012年1月15日于青海西宁

《诗刊》2011年度诗歌奖答谢词

《柔巴依：告别旧年》是在告别一个特殊的年份：2009。我生活的边疆，在这个夏天瞬息陷入了黑暗。2010年元旦写下这组柔巴依，是试图为《安魂曲》画上一个句号。对于“悲恸”“绝望”“震惊”等词汇，我不知使用什么标点符号，但我相信——正如诗中写到的那样——人类常常得救于人和人交换痛苦的时刻；诗的未来，为一杯死亡添加一勺生命。

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极度现象化的时代，诗和诗人都需要一点定力。这种定力是心灵的内省、语言的锤炼和良知的在场，而不是规避和冷漠。作为一种灵肉同源的艺术，诗歌同时向内、向外；当诗歌离地万里、凌空蹈虚时，不要忘了，它的另一维度恰恰是——掘地三尺、立足此在。荷尔德林在两百年前就提醒我们：“栖居在平安的单纯里，任凭外面/强悍的时代千变万化/滚滚波涛在远方咆哮，/更沉静的阳光却促成我的劳作。”今天，即使大浪滔天或泥沙俱下，诗人都必须保持骨子里的清澈力量，这是语言和现实、写作和抱负对诗人的一致要求。

我的柔巴依写作已持续二十年。这种波斯——突厥共有的古典诗歌样式，与唐代绝句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它短小凝练、精美别致，是诗歌中的压缩饼干，包含着巨大能量。“梦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柔巴依用一种诗的减法形式，达到诗的加法效果。我尝试“新柔巴依”写作，是想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注入一点新鲜的、异质的东西，是一次拿来主义的诗歌实践。

《诗刊》于1996年首次发表了我的“新柔巴依”习作（得益于梅绍静老师慧眼、抬举）。十五年后，《诗刊》再次关注、肯定我的柔巴依实验，说明在传统与创新、我者与他者之间，还有许多工作值得一做。这个奖项是授予柔巴依的，授予那种超越了地域和种族的“对文明的眷恋”。在我个人，也意外获得了一次向奥马尔·海亚姆等柔巴依大师致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