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宏宇,岳 军*
(1.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商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关于政府支出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Grier和 Tullock以及Barro认为,消费性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人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而生产性政府支出 (如基础设施方面)则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1-2];但Lin对20个发达国家和42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却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会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积极作用[3];而Kormendi和Meguire的研究则表明,实际GDP的增长率与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存在显著关系[4]。
另外,将制度因素引入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分析,也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一些文献继续像Tiebout与Oates一样关注分权制所带来的激励作用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外[5-6],近年来的一些文献也发现了其负面影响。例如,Grossman使用美国数据发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带来的正效应会被政府支出带来的寻租和资源错配效应所抵消,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7]。在中国国内研究中,何庆光认为,中国各省域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8],而傅勇的实证研究则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减少了城市公共设施的供给,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未能发挥规模灵活调整的优势,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产生了负面影响[9];王新军和赖敏晖则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提升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