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VECM的实证分析

林 毅，何代欣

(1.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2.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36)

一、文献述评

自新制度经济学派指出产权明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因素后，产权首先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Knack和Keefer最先以ICRG和BERI中的指标来代表产权，对97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产权的保护程度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ICRG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化单位，经济增长率每年将会以超过1.2%的速度增加［1］。Esfahani和 Ramirez则用ICRG指数来衡量与产权密切相关的合同执行力大小，通过75个样本国家的实证结果表明，合同执行力每增加1个标准差，人均GDP增长率将会5.8%［2］。Clague等则认为CIM(合同密集型货币，用“一国非货币资金/总货币供给量”表示)是对产权安全程度更为合理的度量，其客观性及精确度都要优于ICRG等主观性指标。基于7个国家的案例分析及95个样本国家的计量，他们发现CIM每增加1个标准差，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将增加0.95%(使用IV估计后，该系数增至 1.74%)［3］。Acemoglu和 Johnson使用前殖民地国家的“定居者死亡率”及“当地人口密度”作为产权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可能出现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即使控制了其它因素(宗教、地理等)，产权制度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4］。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中以金玉国［5］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结合中国的实际，他将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制度的变迁划分为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及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对应的制度变量则分别是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及对外开放程度;估算了四个制度变量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及弹性，并发现市场化程度与产权制度变迁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