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弄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锅。每天,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