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涉足游说业模式分析

2012-07-07 11:26方鲲鹏
检察风云 2012年5期
关键词:舒斯特旋转门众院

特约撰稿/方鲲鹏

议员涉足游说业模式分析

特约撰稿/方鲲鹏

有一个称作“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的非营利组织,在2005年发表了一份披露国会议员离职后转任说客的调查报告,名为《国会旋转门:从国会议员到K街的旅程》(Congressional Revolving Doors:The Journey from Congress to K Street)。K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距离国会山不远,那条街上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院外游说公司,因此“K街”这个词常被作为“游说公司”的代名词。

根据该份调查报告,1998年到2005年期间,从国会离任后没有转任其他政府公职的198名原国会议员中,有86人,即占总数的43.4%,在国会注册登记为说客,受利益集团和外国人委派,回来游说原国会同僚。这就是所谓“旋转门”,是指政府官员离任后进入游说公司当高薪职业说客,受人之委,回来游说以前的官方同事,为委托人图利;媒体戏称这种现象为“政府办公大楼和游说公司之间只隔着一扇旋转门”。

美国参众两院设有二十几个权力庞大的专门委员会(Committee),如金融服务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等,负责相关领域的提案审查和立法起草工作。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主席,都是资深议员,他们成为利益集团院外游说的主要对象。意即有钱有势的大财团、大公司在这些国会议员身上大笔花钱,换取政府的合同、有利的政策法规、大幅度的专项减税等等。

如果只担任了一届议员,比如做了两年众议员后竞选连任失利,因此没有进入过专门委员会,也没在国会建立起多少人脉,这时做起说客来,怕没什么客户看得中。由于存在本钱不够,自惭形秽而不能入行的因素,不然离任议员走旋转门成为职业说客的比率会更高。

游说牟利合法化的游戏规则,由具利益冲突的议员们制定,实施后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行为。美国自1995年制定出管理游说行为的规则后,离任议员们热衷于旋转门,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事实已经证明游说产业化商业化,鼓励了官商勾结交换利益,方便了资本通过说客与政客合伙做买卖,形成了腐败合法化而难以压制的局面。

离任议员的旋转门模式

研究“旋转门”现象的文献,很多都以原国会众议员罗伯特·利文斯通(Robert Livingston)作为一个实例,这里作些介绍。

美国媒体把利文斯通称作“一个从未当上议长的议长”。美国众议院的规矩是议长由多数党推出,1998年11月,当时的众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心知肚明,由于自己陷入了对抗性的离婚案,他与年轻雇员已维持5年多的通奸行为将被老婆捅出,就找了个借口宣布辞职,定于1999年1月1日生效。随后利文斯通在12月份被众院多数党(共和党)推选出任新议长,只等下个月上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突然间传出利文斯通涉及多起性丑闻,结果他被迫在坐上议长宝座的前夕宣布辞职,以换取报料者中止发布他的丑闻。所以虽然可以称利文斯通为前众院议长,不过只能算是个准议长。

利文斯通离开国会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同他的原幕僚长和立法办公室主任一起创办了一所院外游说公司,命名为“利文斯通集团”(Livingston Group)。在国会时,利文斯通是炙手可热的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这是吸引大客户的重要筹码,他也不忌讳以此做广告,在公司网站的首页上显眼地挑明:“公司创办人罗伯特·利文斯通,院外游说业中独一无二,曾担任过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有话道,“情场失意,赌场得意。”不过对于利文斯通来说,应该是“政坛失意,商场得意。”前述2005年的调查报告《国会旋转门:从国会议员到K街的旅程》披露,从1999年至2004年,利文斯通的公司获利4000万美元,成为华盛顿地区第十二大游说公司。而在同一时期,利文斯通捐出50多万美金,资助多位共和党的候选人。提供选举资助,是游说公司用来笼络议员的最常见手法。

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砸重金雇用华盛顿说客,买通国会议员,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这种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天天在发生。下面请看两个例子,活脱脱画出了说客们有钱就是爹,只要给钱,前不久还是满口爱国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国会议员,一转眼就能“忠心耿耿”地维护起外国政府的利益,或为独裁者效犬马之力。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土耳其政府拒绝美军地面部队从土耳其南部边境进入伊拉克的要求。此举激怒了美国国会议员,一些众议员提出一个拨款修正案,要在即将交付土耳其的援助金额中削减10亿美元,土耳其政府紧急求助利文斯通游说公司,要求为土耳其政府挫败这项提案。

根据有记录可查的资料,从3月23日至4月3日,利文斯通及其手下的说客至少游说了13位众议员,都是重要委员会的首脑或成员;两次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联系;而与众院拨款委员会的联系,那几天更是没有间断。在此期间,利文斯通还陪同土耳其驻美大使拜会了至少5位重量级众议员。

4月3日众院投票表决前,利文斯通带着一个土耳其代表团站在国会大楼前,老同事看到利文斯通免不了要上前寒暄一番,利文斯通就向他们介绍身旁的土耳其人。事后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扎克·瓦姆帕(Zach Wamp)告诉《华盛顿邮报》,他本来因为对土耳其拒绝提供通道很不满,觉得取消土耳其的这笔援助理所当然,但是在大楼前见到利文斯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瓦姆帕对记者说,“毫无疑问,我会走上前向这些土耳其人表示欢迎,完全是因为利文斯通站在他们的旁边。” 瓦姆帕没有说出口的是,他1995年能进入众院拨款委员会,利文斯通是个关键人物。投票时,瓦姆帕在犹豫之下,投了反对削减的票。

4月3日众院投票结果,因为赞成票没有达到过半数,削减援助土耳其的拨款修正案没有通过。美国纳税人付出10亿冤枉钱,而利文斯通获得土耳其政府180万美金的说客费。

利文斯通不但为与美国关系还过得去的外国政府当说客,而且只要独裁者给钱,即使与他任职国会时信誓旦旦“忠于”了几

TOP EVENT十年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南辕北辙也无所谓,就是美国要追杀的死敌也可为之效劳。媒体PJM在2011年3月10日报道,记者查阅了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文件网址:http:// www.fara.gov/docs/5356-Supplemental-Statement-20090918-9.pdf )后发现,利文斯通的公司从2006年起每年接受利比亚卡扎菲240万美元的定金,为卡扎菲向美国政府游说(该报道的网址:http://pjmedia.com/blog/pjm-exclusive-two-u-slobbyists-paid-5-4m-by-libya-to-boostregimes-image/)。利文斯通受雇于卡扎菲后,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会议员们、石油商、军火承包商等推销卡扎菲人权改革家形象。仅仅半年时间里,利文斯通就安排利比亚驻美大使私下会见了23位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不仅如此,利文斯通还把卡扎菲的第二个儿子赛义夫作为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介绍给华盛顿的人权活动家和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包括著名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卡扎菲雇用利文斯通和其他说客非常成功,在他们努力游说下,很快卡扎菲能正式访问西方各国,受到政客们热情拥抱。

卡扎菲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和美国及其盟国关系“正常化”了,可这个称霸利比亚40多年的枭雄哪里玩得过西方国家,2011年10月卡扎菲死于非命,为他的自作聪明画上了句号。

议员与助手的合伙生意模式

除了像利文斯通这种国会议员通过旋转门直接进入游说公司外,还有一种流行模式,就是议员的高级助手下海开游说公司,与旧老板构造利益共生的牟利关系。这里介绍一个例子,资料主要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系列报道(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highway/ stories/hwy040598a.htm)。

1994年11月共和党成为众院多数党后不久,安·艾帕德(Ann Eppard)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距国会一英里的K街开张了一家游说公司。在这之前艾帕德长期担任共和党众议员巴德·舒斯特( Bud Shuster )的幕僚长。

舒斯特在众议院位高权重,是众院交通运输基本设施委员会(House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主席。交通运输基本设施委员会不仅是众院最大的专门委员会,也是油水丰厚的部门。舒斯特1994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后,手上握有一份2,180亿美元的高速公路重新授权法案,这是一块大肥肉,运输业的各大玩家垂涎欲滴,想方设法接近舒斯特,图谋从中得到一些政府的合同,分得一杯羹。

在开游说公司前,艾帕德与舒斯特已保持了25年的特殊关系。她是他的亲密朋友、最信任的助手、政治顾问,旅行伴侣,首席筹款人和幕僚长,甚至每天早上她开车送他上班。艾帕德离开他的国会办公室后,他们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止,经常一起用餐,经常一起旅游。虽然她不是他的幕僚长了,但对他国会办公室如何运作仍然保持影响,也仍然在他的发薪名单上,每月领取3,000美元的竞选顾问费。

靠着同舒斯特的特殊关系,艾帕德游说公司一开办就生意兴隆,第二年盈利了100万美金,再下一年有140万。她的客户全是运输业的大公司。1995年国会立法规定,议员的助手离职后一年之内不得向原来的议员老板游说,有趣的是,艾帕德一本正经地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她没有违反国会的这个规定。虽然这期间舒斯特仍然经常在她住处过夜,一起吃饭旅游,她也引荐并且陪伴她的客户同舒斯特同享“工作午餐”或“工作晚餐”,可是舒斯特和艾帕德居然都能气定神闲地声明:“遵守了国会的回避规定!”

艾帕德辞去幕僚长职务后,仍然积极为舒斯特竞选筹款,而这同她的说客生意是利益共生,浑然一体。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舒斯特手上有大笔的运输业合同和“耳号拨款”,可以照顾艾帕德的客户,而艾帕德为他向客户募款时,只要问一句话,“你不捐给舒斯特,还有谁更值得你捐?”常有捐款者拿了支票来,艾帕德当面立马退了回去,不是拒腐蚀,而是扔下三个字:“这不够!”难怪舒斯特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你知道这里是华盛顿,说客们总是深深地参与候选人的选举事务,我为选举筹款付她每月3,000美元是再正常不过了,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的。”

谈起选举捐款,不知底细的人容易误以为只能用于选举事宜。其实以选举为名筹来的款项,只要你会做账,几乎可以为任何开销付账。餐饮、旅馆、机票等等是不在话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在1995年还不得不修改了规则,明文规定候选人不能用选举筹款付他们的私人房贷,可见政治捐款曾经连房贷也可以代付。

1998年1月的一个晚上,舒斯特出席了艾帕德为他举办的66岁生日宴席,邀请的绝大多数是运输业的说客们,尽管每上一道菜,每位来宾要付费1,000美元,客人们还是踊跃出席。这次宴会为舒斯特筹得15万美金。舒斯特不像那个县老爷有三姨太,好在仍有办法补救,艾帕德为他重复举办了三次66岁生日宴席,得款45万美元。

1998年4月,美国联邦检察官经过大陪审团的听证程序后起诉艾帕德,指控她在担任舒斯特幕僚长期间,接受说客23万美元的非法礼物,作为交换,在一件波士顿地区高速公路的项目上帮助了送礼者;另外还指控她从舒斯特选举筹款中贪污挪用了2.75万美元。总共有7项指控,如果成立的话,可以判30年以上的刑期。

然而,艾帕德被刑事重罪起诉的事实,并没有影响她的说客生意,因为客户看到她同舒斯特关系依然密切。在她被起诉后,虽然约有四分之一的客户中止了合同,但很快就有新客户填补上来,遭到起诉后的一年,她进账150万美元,一点也不比前一年少。《华盛顿邮报》记者对此评论道:“艾帕德被起诉后的经历,充分示范了华盛顿的政治现实:游说公司的客户们不在乎你有没有问题,只在乎你认识谁和你满足客户达到目标的能力。”中国一些对美国政治现实丝毫不了解,也不愿作考察的人士,大呼小叫地鼓吹美国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医治中国社会问题的药方。盲人摸象,太可怕了。

1999年11月,艾帕德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一项轻罪,愿意认罚结案,而检方则撤销了其他控告。检方说由于当年4月份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判例,使得证明“接受非法礼物”极为困难,所以不得已撤销了起诉。近20年来,美国腐败合法化的趋势明显加强,美联邦最高法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文将做介绍。

艾帕德遭起诉后,舒斯特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艾帕德认罪后,舒斯特决定不再竞选连任。2001年从众议员位置上退下后,舒斯特加盟一家游说公司,本人干起了职业说客的勾当。

议员家属做说客的模式

美国法律没有规定议员的亲属不能担任职业说客,游说公司就高薪聘请议员的太太、儿子、女儿等为说客,为企业和利益集团游说。有些议员的直系亲属更是自己开办游说公司,招揽客户。

2006年6月,一个有关道德操守的议案被国会冷冻,其中规定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的配偶,对丈夫或妻子的公职工作不得游说。《今日美国》和CBS对报道中涉及议员太太是说客的案例,都曾询问过丈夫和太太,如何看待这条道德操守标准?他们或者不予回复,或者回答他们执行的标准远远高于所建议的道德操守,因为太太不但从来没有在丈夫办公室里游说,甚至议员丈夫和说客太太在家里还自我设下了不得游说的超高标准。你信不信?

众议员戴夫·霍布森(Dave Hobson)是众院拨款委员会属下与国防有关联的两个子委员会成员,还担任其中一个子委员会的主席。霍布森非常倚重他的首席助理凯文·库克(Kevin Cook)。而库克太太是位神通广大的说客,在《今日美国》的报道发表前不久,为她的客户争取到500多万美元的军工合同。当记者询问她是否向丈夫游说,库克太太否认之余画蛇添足,冒出一句饶有趣味的反问:“我只不过是条小鱼,我真不懂为什么你们要来找我谈这些?”(“I'm just a small fish, I don't know why you're talking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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