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原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外语系,北京 100049)
中国近现代诗学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对西方思潮与文论的接受史。20世纪出现的两次“西学东渐”高潮繁荣了西学,却割裂了中国的诗学传统。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评中成为常态,一时间便有了中国文论“失语”的哀叹。
中西诗学产生于不同的文化模式,按照叶维廉(1986:32)的说法,是两个迥异的“模子”,生搬硬套未必适合。以西方诗学概念比附中国作品与理论可能造就变了形走了样的“混血儿”(杨玉华,2007:82),既非中国诗学所原有,又非西方诗学之面貌;既不能融通于古,也不能见察于外,以此寻求“对话”,难免令人愕然。
然而,普遍性是理论的基本品格。真正的文学理论同样应当为解读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提供普遍的学理基础。(陈文忠,2011:44)。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之“序”中指出:东海西海,心理犹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的基本规律(张隆溪,1981:135),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曹顺庆,1988)。
近十年繁盛起来的认知诗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论,具备构建“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刘若愚,1987:3)的先天条件。认知诗学将文学视为人类普遍的认知活动的一种,认为文学作品根植于人类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认知活动,分析文学作品可以且应该参照人类普遍的认知机制。(蓝纯,2011:39)而人类共有的认知机制正是沟通中西方诗学、澄明诗学共相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