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为什么恨外公

文 _ 曾颖

1987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那一年，我高考落榜，虽然当时高考落榜的是大多数，而且就算报考公务员，高中文凭就可以了，但不能继续读书终归还是一件令人不爽的事情，特别是一个平时成绩还不如我的小姐妹居然考上了大学，她妈妈逢人便发糖的欢乐深深戳伤了我的父母。那段时间，父亲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堆过期的臭肉。

应该承认，高考失利对父母的打击远大于我。因为这个原因，在讨论是否复读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不再复读，我不想将痛苦拉得如同泡泡糖一样绵长无尽。父母在摇头叹息完之后，将希望和注意力都转到了即将读高一的妹妹身上。我的哭丧表情和悲哀情绪也瞬间找到了下家，毫无保留地转移到妹妹脸上。

对于未来，我心中已暗暗地画出一个图谱，我准备像堂姐那样去报考公务员。她前年考上检察院，穿上那套深蓝色制服，显得既英武又帅气。她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考，已经通过四科了，很快就能拿到大学文凭。而在等待考公务员的这段时间，我完全可以找个临时工干干，打发穷极无聊的时光。我的这些打算当然不会对父母说，因为我知道，以他们对我已降到最低的评价，实在难以给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肯定意见——就像最严厉的艺术评论家面对自己最讨厌的画家那样。

我通过同学的父亲找到一份银行临时工的工作，那时的银行正处于疯狂拓展阶段，每条街上都势不可当地挺立起各家银行的储蓄所。这些小庙一样的储蓄所通常有两到三个人，以极其低廉的工资和渺茫得近于无的“转正机会”招徕像我这样刚出校门的年轻女孩子。

父母对我的选择尽管不屑，但也没有多少言语。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沉默还是从此走入淡然平和。我只知道，没有了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关心，我感到万分的轻松与自在。但我不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让一对历来对孩子指手画脚惯了的父母从此对孩子淡然处之，比让一列巨型火车不滑行便停下来更难。他们对我的隐忍和短暂放任其实是在等待我犯错，然后用这个所谓的错作为依据，否定我的选择，并认定我自己想走的人生道路是多么荒唐，进而让我对他们当初的一切干涉抱以顿悟和感激。这个道理，直到多年后自己当了妈妈，我才恍然明白。

他们要等的所谓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当时的银行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单位为了增加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经常搞些联谊活动，最简单实惠的就是办舞会。一台录音机、两个外接音箱，再加一盏球形宇宙灯和星星灯，就可以不花分文地把活动搞起来。当时的舞会不像现在只有老头儿老太太参加，而是青年男女们的最爱，是陌生男女们为数不多的认识与交流机会，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爱情故事都是从一场舞会开始的。

那时，各单位搞舞会也成了一种时尚，通常是一家单位办舞会，全城年轻人齐上阵，巨大的灯光球场人山人海。口口相传引来的年轻人在当时热门的琼瑶电影主题曲伴奏下翩然起舞的场景，只可以用壮观来形容。这也使一些头脑灵活者看到了商机，纷纷开始组建乐队办起商业舞厅，用起当时不多见的光碟和紫外灯。一时间，舞厅如打地鼠游戏中的小耗子，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而年轻人多的地方，争吵与打架发生的几率也高，这也是跳舞继“抱腰”之后又一个令前辈们诟病的地方。

我不热爱跳舞，但也不讨厌。偶尔跟着同伴们去别的单位办的舞会或舞厅，大多是因为无聊，特别是后来父母反对得激烈时，则纯粹是为了品尝偶尔的小反叛带来的片刻快感。我不明白我的父母对舞厅不共戴天的仇恨究竟来自何方，嘴里老是说跳舞的没有好人，其例子，就是“文革”中本地一位照相馆员工在家里办地下舞会被判刑的事情。他们讲这事时，既焦虑，又恐惧。

对于我去跳舞，父母没有像对我去银行上班那样“无为而治”。也许这正是他们所等候的，我终于犯错了，他们准备连本带利清算半年来淤积在他们心中的不爽。特别是父亲，他还有一种担心，即我可能通过舞会不经他们认可找到一个男孩并被他带走，由他引向一条坏得不堪的人生道路。这可能是所有青春期女孩父亲的心病。

父母的唠叨与反对越激烈，我心中就越忍不住暗暗开心，就像一只小老鼠终于惹得猫发怒了，而猫对它又无可奈何。但这只小老鼠并不知道，惹怒一只猫，后果其实非常严重。

我永远记得1987年12月28日，那一个并不算太冷的冬夜，临近新年，各单位办舞会的频率更高，我撒谎出去参加舞会的频率也更高。邻居、亲戚和妹妹总是向父母反馈我与男孩或女孩在舞场或夜食摊前的行迹。父母觉得我的行为值得怀疑，于是严禁我晚上出门。而这天我与同事们约好，并发誓谁不去就是小狗。眼见着舞会开场时间就快到了，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装病，把枕头塞在被子里装睡，然后从窗户上顺着水管溜了下去。我家在二楼，虽然不高，但要突破这种极限也确实需要些勇气。

我突破极限的勇气也彻底打破了父母的底线。那天晚上，发现我逃跑之后的父母被半年来积在胸中的愤怒激发，寻遍县城里所有舞厅，并将正在和男同事跳舞的我揪了出来。突然受到惊吓的我被周围围观的人一起哄，像是被人抓了现行的小偷，羞愤难当之下就和父母顶起嘴来，这等于是往一堆燃得正旺的火上浇了一桶油。愤怒的父亲一抬手，他手里的自行车链锁正好砸在我的额头上。

那链锁砸在额头上的伤只保留了一个月，但心上的伤口却留了几十年。后来，我离开老家结婚，生了女儿，那伤口还横亘在我们父女之间，每次想起都会有阵阵悸痛。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是故意用链锁打我，还是怒气之下失了手？但始终没有得出答案，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直至去年他去世，如果不是你们父女的坚持，我也不会回到老家，不会听到他对那件事的最终解释。他说：“如果再有一次人生，我依然还会打你那一下，因为所有对你的愤怒，都不及对你从楼上摔下去的恐惧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