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昉苨

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有种老派的不现实。
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小学,在杨绛的散文《车过古战场》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成长着的小孩,怎么能理解钱穆这种书呆子气的自尊心呢?
那年头,经济迅速发展,万事都有新景象,老规矩彻彻底底过时了,不懂变通的人是被嘲笑的对象;这篇平淡的散文,也很快被我置诸脑后。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我在学校的方柱子上磕破了皮,有人建议我向校长反映此地设计的不合理,并相信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你们的校长,那是钱穆的学生啊”!
再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个大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在一座破房子里,先生和学生都穷得没饭吃,但即便这样困窘,为了传统文化的使命,钱穆先生还是穿学士袍来授课。
所以校长深有感触:“知识是有生命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在战乱中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血有泪。书院的重建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支援生命。这样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是学位,而是一生要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