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文/朱鸿军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者非常偏爱的制度分析理论工具，它从时间的维度，剖析制度的历史演变进程，既有助于了解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存在的不足，又能更清晰地把脉制度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谁，制度变迁的动因何在，制度变迁的模式，制度变迁的绩效，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如何，构成了该理论五大方面内容。本文将分别从这五大方面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的特征。

一、制度变迁主体分析

“任何制度都由人设计或选择，即使非正式规则，也由人加以选择并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中。制度变迁无非是人否定、扬弃某些规则，制订或选择新的规则，因此制度变迁总是有主体的”。[1]在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看来，只要是有意识地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实施影响的单位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它可以是政府、一个阶级、一个企业或别的组织，也可以是一个自愿组成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当然也可以是个人。[2]单位是否会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关键在于制度变迁能否让其获益，且获益的大小也决定着其推动制度变迁动力的强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谁是最直接获益者？很显然是权利人。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和20世纪80年代，面对大量作品的版权被侵害，一批学者、文人，如冯友兰、巴金、王世襄、蒋子龙等作品权利人，首先成为要求版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最坚定支持者，竭力为版权的立法工作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