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不忘对儿爱

王景普

不知不觉母亲离开我们十五年了。十五年，人一生中不长也不短的日子，可我觉得母亲似乎依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每当我走进家门，就像母亲在给我开门，每当我端碗吃饭，仿佛母亲煮饭的身影依旧。十五年的岁月，把我一个精壮的男子熬成酷似花甲的老头，满头的白发印证着岁月的沧桑，然而十五年岁月的煎熬，不但没有能冲淡我对母亲的怀念，相反，思念却越重越浓了。

我的母亲是九八年腊月二十六日走的。按乡俗腊月二十八日出殡，三十日儿孙们去“攒山”。“攒山”其实就是用土堆起又高又大的坟包。辉煌也好，平凡也罢，当坟包堆起时，人的一生至此终结。母亲像是算好的，自己泯然九泉，让儿孙们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完整的句号后，新的一年就开始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怕过年，因为，当我们把母亲的坟包堆起时，翻开新的一天便是大年初一。一个张灯结彩很红火的节日，一个把家庭团聚在一起、把家人心连在一起的日子。而这个日子里我已没有了母亲，变成了一个失去娘的孩子。听父亲说，因为母亲常年有病，是药让她的青丝变白的。我痛恨药，但母亲又离不开药。岂不知，在那个显得狂热而浮躁、盲动而又为所欲为的岁月里，父亲因“特务”之罪名，被一伙人揪出来，经受着无限期的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和批斗教育。不论白天黑夜，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看押。什么头上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石头、五花大绑等等的“民主手段”，都对父亲进行了“专政”。父亲坚决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就把他头向下脚朝上直立在墙角，立一次不承认，就再立一次，立到休克了放下来，醒过来再立。有时还要头戴高帽子，胸前挂上个大牌子游街。想想折磨母亲的又何止是病痛？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的冤屈、年幼的孩子，自己还要带病参加劳动，那是何等的艰难。长时间的起五更、睡半夜，油灯下的一针一线，缝缝补补，锥帮纳底……幼小的我每每起来撒尿时，看到母亲红肿的双眼和黑黑的两个鼻孔，让她美丽的容颜黯然失色。多半的日子熬通宵，放下针线去套车。车是大轱辘牛车，车箱一人多高，一车要装近一方的土粪，一掀一掀的用力往上装，卸时是把车用肩膀撑起来，倒掉半车，再把车拽下来，往前走几步，再倒另半车，没有力气撑不起车又拽不下车，也就卸不了车上拉的粪。“没办法，谁让你男人是特务呢？”母亲是在强体力劳作和别人的白眼下度日的，那种身心的摧残、生活的重压，不白头便会是奇迹，不生病就已成神话。

到我上学时，老师组织学生用尿和上泥，抹在我脸上，站在校园当中接受批判。那种惊吓和羞辱叫我尿湿了裤裆，跳进一口枯井里……当别人把我捞上来母亲紧紧的搂住我时，我感到她全身在颤抖，她的脸煞白煞白的，眼泪滴在我脸上，和我的泪融在一起，我感到母亲和我流下的都不是泪水，而是心底里的血。

母亲和我们的这种生活，直到了全国的大平反开始后才结束。

母亲擀得长面和她的贤惠、美丽一样，在村子里是最出名的。孩子满月、青年人结婚、老年人亡故，在当时都是要擀长面的。那时，最好吃的就是长面。村子里谁家有事，都要请母亲去擀面。擀面是非常辛苦的，百十号人吃，一张张擀、一刀刀切、一把把捋，粗细均匀，精道可口，吃了都说好。母亲只要能动弹，身子骨挺得住，从来没拒绝过谁。哪怕是对父亲动过手脚的、对自己横眉冷眼不安好心的，从来没因人而异、看人做事。尤其到了腊月里，家家做新衣服、改旧衣服的，都来找母亲裁衣服。有时顾不上做饭，我肚子一饿，总会说出些难听的话来，常常吃一顿母亲的尺子。人走了，母亲抱住委屈的我，对我说：娃，你还小，有些事由不得自己。没有哪个人愿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尤其是没良心的事。他们也都不容易，等你长大了，你会懂得。现在我才知道，母亲的心胸是何等的宽阔啊。

母亲的身子虽然被病缠得瘦弱无力，但她很有骨气。直到临别时，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住院还是家中，从来没在屋子里小解过。母亲患的是哮喘，环境的湿度、温度对发病影响极大。出去解手回来，凉风一吸便是不停地吭吭声，嗓子里像在拉锯。给她尿盆，她坚决不用。每当此时我会顶撞母亲，说有病的人不要太讲究，有病谁会怪你？可她不那样认为，她总觉得自己已拖累了儿女，却不认为我们欠了她多少啊？她的衣服从来不让我洗。有一次我偷偷地给她洗衣服时，她说我没出息，男人是不能给女人洗衣服的，那样会压运。其实，我知道，那是母亲心疼我。妻子给她洗，她也不让洗。妻子说，我也会老的，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本分。她对妻子说，你嫁到我们家，已经够委屈了，还是我自己洗，我实在洗不动了再说。

加速母亲告别我们的原因是我的下岗。母亲是靠药生存的。我的下岗，意味着断了家中收入，祖孙三代老少六口都在指望我。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没有奈母亲如何，我的下岗，却让她老人家无法承受而病情加剧。从我下岗起，她不再吃药。我天天给她宽心：没事，下岗大不了重新干个别的啥事。可母亲却说，你也到了我生你那个年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一家老少六张嘴，不是那么容易。早知道，那时就不让你退地。为了不影响你，地退了，人又下了岗，这是个啥事嘛。唉！长长叹气中，无不责怪自己但又充满着惜儿之情。

母亲走的前几天，我说快过年了，给你打几天吊针，咱好过年。她没有拒绝。

那天。像往常一样，大夫来给她打上吊针，不一会儿，她头上开始出汗。刚开始，我以为是屋子里太热，看温度计，零上十八度，以为是炕太热，用手一试，也刚合适。但她头上的汗出得没完没了。我想可能是药水滴得太快，就往慢里放了放。她总是埋怨针给她吊的晚了。我琢磨不透为啥晚了呢？一直都是这个钟点啊。她絮絮叨叨，满脸的怨气。点滴还没打完，她便叫我把针拔了。她头上的汗珠大豆般大小，明晃晃的一个挨着一个。妻子给她搽掉后，不一会就又冒了出来。其实，按老人的说法，这叫“三珠汗”。是人离世时的一种生理现象。三珠汗尽，人就落气了。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埋怨我。当时，我根本没有料到她会走的。她让我去给她找氧气袋，她想吸点氧气。当我还没有把氧气袋找来时，大姐夫便去叫我，说人已落气。我恍然大悟，埋怨我、特意支开我，都是母亲怕我伤心，在弥留之际而特意做的，这是她最后为儿子尽的心啊。我是多么的愚蠢，母亲凭着自己最后弥留之际的一息尚存，还在替儿着想，我的母亲啊！临终都为儿操心。我就是写上再多的文字，也无法写尽母亲对我切心切肺的操劳。

如今，我已做了二十年的父亲，每当我听到儿子那声甜甜的“爸爸”时，我就想起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