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文化“围城”探析：崇洋文化批判意识

⊙何永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北京 100048］

文化批判是现代小说作家创作的重要命题。《〈围城〉序》中，钱钟书便开宗明义创作的主要目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物，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异于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①“是人类”便有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也便有人类的“基本根性”，当然更应该具备人类反思的主动性。

在《围城》中，钱钟书凭哲人智者之学养通过刻画“新式”文人，即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崇洋媚外的心理，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哲学思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百年的时间，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时而大门忽开，时而大门忽闭，不断反复地冲击当时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理。先是重门深锁，抱残守缺，以世界的中央自居；后来局面一变，锁匙尽失，在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更带来了崇洋媚外习气。

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感。《围城》中的男主人公方鸿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绅士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其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小又在新学堂里接受新式教育，受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进步的民主思想。就婚姻大事而言，早在方鸿渐上中学时，他的父亲就给他定下了周家这门亲事，当时年少的方鸿渐在感情上没有渴求，这门亲事对他来说无可亦无不可。等到上了大学，看到男女同学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自由风情后，他也很眼热，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父亲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婚约的信，结果遭到其父的严厉训斥，便吓得连忙写信求饶，从此“不敢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