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之花的透视：李碧华小说的“文革”情结

⊙范永梅［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李碧华的小说诡异华丽，深深打动了众多读者，其小说多被改编成电影，引起极大反响。她的小说直击人性深处的丑恶，赤裸裸、血淋淋地让我们直面人性的凶残和丑恶，使我们不得不沉痛反思。纵观其小说，有一历史背景在其小说中反复出现，她的小说在这背景中充分展现了人性的丑恶与复杂，它是中国人不愿回忆触及的一块巨大的伤疤，它就是文化大革命史称“文革”。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人神疯狂的荒谬的十年，人性被极大地扭曲变形。在李碧华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里，个人在社会历史的渺小、人性深层的邪恶疯狂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本文就李碧华的几部小说，对其作品“文革”背景做深入的分析研究，以进一步透视李碧华小说。

一、文革背景下人性丑的折射

“文革”是中国人心中不愿回顾的伤痛，它使人类去掉了文明的装饰，赤裸裸地展现生存世界丑恶、残酷的一面，展现人在本能欲望的支配下残忍本性可怕可鄙的极度释放，然而正是这种非常规的历史环境使文学家得以充分探究透视人性的丑恶及其生活根源，正所谓：“史家不幸诗家幸”。香港作家李碧华正是以此为背景写出了几部既畅销又有深度的好作品，下面本人试着进一步分析它们。

《霸王别姬》里故事展开的背景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动荡变幻的历史，从军阀割据到“文革”，作品以宏观的视角突出强调了动荡的时代背景和由此带来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生活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做出了深刻的“审丑”透视和反思。程蝶衣是《霸王别姬》中最大的悲剧人物，也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最大受害者。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苦涩的从艺生涯，导致了他对京剧的痴迷，他完全改造了自己男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却换来了太监的凌辱；他教育小四，希望小四也能像自己一样功成名就，却换来无知的小四对他无比的怨恨；他心系眷顾段小楼，为了他忍辱给四爷做相公，给日本人唱戏，而这些最终成为段小楼唾弃他的理由，这一切不能不令人为他悲痛叹息。小四的一生坎坷，戏班里长大，在正是“学戏”的时候赶上“文革”，年轻的他哪里懂得生活的险恶与成长的艰辛，造反批斗制造了一出又一出的世间悲剧，运动后的下场必和其他“文革”小将同样悲惨。特殊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制约着人格的转变和悲剧的形成，反思这幕悲剧的原因应是：生存环境的残酷扼杀了人的良心、毁灭了人的命运。

对人性以及生存环境的丑恶一面的审视是李碧华多数作品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报告文学《烟花三月》中具体描述了当时的时代环境：“老百姓全都穿灰蓝衣服，总是有游行和大规模的破坏。……营营耳语，闪闪目光……十亿人民，沦为举止萎缩，行藏鬼祟的惊弓之鸟。”《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也集中描写了那个狂乱的年代：“早请示，晚汇报。人与人交谈间都要先说一段语录，才可以说要说的内容。”批斗、揭发、惩罚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失去了正常的个人空间，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爱护和真情，而是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甚至相互揭发。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已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和言语能力，异化为政治的附属品，人的各种阴暗面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程蝶衣为了保护与段小楼的感情把菊仙出卖了，最后恼羞成怒又背叛了段小楼；武龙迫于革命的威力而背弃了美好的初恋。非理性的社会里采取非理性的行为，动荡的年代展现了人性的极度扭曲，最大的悲剧就在于：那个非理性的社会和动荡的年代让人在面临生死选择时本性的丑陋被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李碧华将正常的人性置于非常态的环境中，她利用“文革”这一背景，酣畅淋漓地描绘出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的丑陋与荒诞，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与生活搏斗时的极度扭曲与变异。

二、深刻的审丑透视与表现

波得莱尔用梦魇般的笔调描写荒诞社会造成的人的忧郁、变态，人性令人绝望的沉沦，他的诗集呈现出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颠覆，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体验到了备受摧残的人生。他在《恶之花》的书稿上注明：“‘恶之花’乃惊人之语，即这些花可能是悦目诱人的，然而它们是有病的，因为它们借以生存的土地、滋养它们的水和空气有病，它们开放的环境——社会有病。‘恶之花’的另一层含义是，恶具有一种‘奇特的美’，诗人做诗的初衷正是要从丑恶中挖掘美”。法语中《恶之花》的“恶”有“病态”与“丑恶”双重含义，借用“恶之花”的这两重含义来诠释李碧华笔下的人物，如川岛芳子、潘金莲、程蝶衣、段小楼这些“恶之花”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恶之花”的含义既包括象征丑恶社会所造成的丑恶的人，又包括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畸形的社会牵制着畸形的人，同时畸形的人又影响制约着畸形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只会使人的生活境况更加无奈与凄惨。

在李碧华笔下，人是“性本恶”的自私自利的动物，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生存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不再存有理性和智慧。被批斗时，程蝶衣和段小楼二人被踢至跪倒，被迫相互揭发过去的罪行，当段小楼揭露宝剑是程蝶衣给袁四爷当相公（这段是程蝶衣终生不愿再看一眼的伤疤）的时候得到的，程蝶衣“目光如蛇蝎，慌乱如丧家之犬，石破天惊地狂喊：‘我揭发！’”程的精神失控是当时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造成的，在那样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荒谬年代，精神上的搏斗摧残更让人感到痛苦难当，也只有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性中最为隐蔽的恶才会被一点点的压榨出来。可以看出，李碧华想反映的并不仅是那段历史，而是历史中所表现的人性。历史与人性是相附相依的，她更关注的是残酷的历史社会如何把人性一点点蚕食。异常的生活环境为人性恶、人性丑提供了土壤，李碧华正是借助“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疯狂颠倒的时代背景，对人性之丑恶做了深刻全面的展现。

人性有性善和性恶之分，现代作家里，沈从文擅长写人性善，他总能化丑为美。而张爱玲则专描写人性的丑恶，她致力于挖掘人性被践踏、被扭曲的过程，李碧华则继承了她的这一道路。主张“性恶论”的韩非子认为：人性喜贵恶贱，人人都好利恶害，人性中并没有仁爱、同情、自制等善美品质，人与人之间包括君臣、父子、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得失算计关系，用《青蛇》里小青的话来说“这是多么鄙俗的人间”，“人类，一朝比一朝差劲，一代比一代奸诈，再也没有真情义了。”李碧华就在这一思想下把人与人的关系层层剖析，字里行间有说不出的残忍。李碧华的小说多写爱情，但其小说中的爱情，没有生死相许、天荒地老的痴情绝恋，只有剥离了情爱的丑陋真实，及其中的阴暗丑陋，和对虚妄的嘲弄。正如作者在《霸王别姬》中所说“帝王将相，才人佳子的故事，诸位听的不少。那些情情义义，恩恩爱爱，卿卿我我，都瑰丽莫名。根本不是人间颜色”。李碧华敏锐地发现了人类爱情的虚伪和残忍，她冷冷地抹去了故事与人物身上的浪漫及道德色彩，还其本来面貌，挖掘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她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其对人性的洞微烛隐，她一方面冷峻客观地揭示了真爱的虚无，另一方面用一个具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的笔去洞穿世事、透析人性，就像加谬笔下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明知道自己体味的是绝望、虚无，却不断在绝望中抗争，在虚无中找寻。

三、隔岸观丑的反思与“文革”情结

从李碧华的个人经历可以知道：对于发生在内地的“文革”，她不是参与者，她对“文革”的了解仅是道听途说，但“文革”作为她得以展示人性的时代背景，被她借来用以充分展现人性。《霸王别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青蛇》这几部都以“文革”为背景。李碧华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她关注的是如何让她的小说更能吸引读者，如何让她的作品更畅销。“文革”期间，她没来过内地，更没亲身经历过“文革”，因此，她作品中的“文革”印象是她参考别人的作品虚构而来的。她作品中的“文革”背景是其根据故事的发展需要而任意使用的，而这恰恰迎合了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对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十年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李碧华在作品中的血腥、残酷、暴力、荒诞的情节描绘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一心理。进一步分析可看出：对暴力的关注来自于李碧华对人性本身的怀疑，她认为人性本恶，人在原始欲望的支配下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凶残的本性；道德法则、社会规范都只是外界强加于人的束缚，而人一旦陷入非理性的状态，一切都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而显得不堪一击。弗洛伊德说过，人本性的攻击本能及破坏本能一直与人类文明相对抗，文明时代虽是对野蛮时代的否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进步阶段，但文明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野蛮行为的必然消失。李碧华正是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野蛮残忍的一面，不断观照反思人的本性，拷问解剖自己的灵魂，惊醒现代人要警惕人类的欲望与动机。

李碧华对“丑”倾心有加，常以“文革”为其小说背景还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幼年时代的某种人生经历，存储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就形成某种“情结”。李碧华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封建大家庭里，一大群人整日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看似堂皇的生活里充满了说不尽的丑陋。幼年的记忆成为其创作的源泉，它有力地控制了李碧华的思想，从而使她致力于挖掘、表现生活中的种种“丑”。其实进一步说，这种“情结”还源于人性中比幼年时期的经验更深邃的东西，即荣格的所谓“集体无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经验都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体验过的。尽管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经历作品中所描述的血腥暴力等丑的经验，但李碧华却体验到了大多数人生存中难以避免的“丑”。李碧华以“审丑”意识审视人性和社会，觉察、透视到人类和其社会的虚假、丑恶，她把对男权制社会的反抗和自己所在的香港商业化生存环境里所体验、感悟到的人性和社会中本质的丑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以锋芒毕露的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和人性解剖表达了她对人性、爱情、宿命的深度思考与生命感悟。而李碧华借以表现人生、探索人性丑陋的一个背景恰恰就是“文革”。对李碧华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研究，也是笔者对李碧华研究及其小说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尝试。

[1]李碧华.李碧华作品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2]弗洛伊德，奥.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杨恩寰.审美心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冯川.文学与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5]吴质富.人性与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