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祥全
(天津体育学院武术系,天津 300381)
“南有精武会,北有武士会”。民国时期,成立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成立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遥相呼应,是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民间社会武术组织。两者都因其为中国武术的大普及、大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在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精武体育会活动不断,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其作用更加凸显。与之相比,中华武士会的活动则黯然失色的多,这显然与其历史地位及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与文化强国建设以及天津的文化强市建设等是极不相称的。
2012年,恰逢中华武士会成立一百周年,以此为契机,本文对中华武士会的历史活动轨迹进行了钩沉与梳理,以期为中华武士会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奠定基础、贡献力量。
一百多年前,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炎黄子孙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于是,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军事救国等多种救国方案应运而生,“体育救国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出现的救国方案之一。该思潮认为体育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强国之道,体育为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从而将体育提升到强种、救国的高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伴随着西方“洋体育”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中国的“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亦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