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儒道会通的生存论阐释

敦 鹏

(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

生命的根基之处不是对现象界的一种理性把握和逻辑规范，相反，生命拥有一种开启无限可能的精神力量。经验世界的知识形式与道德价值一旦确立起来，就使人的本体生命受制于外物，名实之间必然造成悖谬与脱节。从竹林玄学到元康玄学，生死丧乱祸患踵继，原本单纯、宁静的学术领域突然变成了血肉横飞、人人自危的政治漩涡，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个体生命的毫无保障，都已经将魏晋士人逼迫到了生与死的边缘。此时的名实问题早已不是先秦“刑名家”的纯粹逻辑思辨，而化为“名教与自然”这一现实议题，它所关注的目的在于政治与伦理。嵇康被杀后，名教与自然之间显得更加格格不入，一方面，外在规范的冰冷与虚伪戕害着个体生命的挺立;另一方面，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在现实中演变为游戏人间和自我解构，超验一旦成为幻想，个体也将注定置身于虚无主义的境地。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经历了“名教出于自然”(何晏、王弼)、“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之后走上了“名教同于自然”(向秀、郭象)的整合之路，这种选择不但对于现实人生显得尤为迫切，在学理层面也将儒道两家的分合大势会通合一，实现了另一种超越。

牟宗三先生有言:魏晋时代的主要课题在于会通儒道，而郭象的“迹本之论”推进了超越而内在的圆融境界。①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82页。在牟先生看来，真正的圣人境界，他的生命不离现实生活的迹，虽不离迹，但他能以“无”为本，因此能将现实生活安排得和谐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