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滨
(烟台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近代以来对《诗经》兴辞所作的人类文化学、宗教神话学、发生学等方面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并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如闻一多先生的《诗经通义》、《神话与诗》和赵沛霖先生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等,都堪称极具代表性的典范之作。
在二位先生的研究中,都曾深入讨论了《诗经》中以“鸟”起兴的问题。闻一多先生认为《诗经》中以“鸟”起兴的诗都与原始图腾崇拜有关。①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07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以“鸟”起兴的诗,都是“以鸟类为‘他物’起兴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②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二位先生突破传统《诗经》的比兴研究中经学阐释、诗学阐释,以及单纯文字学、修辞学的框架,深入到原始神话、宗教等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层面,发掘隐藏在兴辞背后的原始意涵,以探寻《诗经》兴辞与诗意关系的内在规律的人类文化学研究思路,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对《诗经》的诗学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后,尽管对《诗经》中“鸟”的兴象本义的诸多发掘还在不断展开和深入,但如何将对兴象本义的探寻与对诗歌的诗意、情感表现的诗学考察结合起来,仍然是我们应予重视的问题。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集,也是最早出现“鸟”意象的诗歌文本。早期先民长期形成的对“鸟”的普遍认识、信仰和观念,无疑是构成当时“鸟”意象创作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