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是构建“和谐机关”的法宝

文/刘良军

马克思曾经讲过：何谓社会，就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由此可知，人生于斯世，必不可少地要与周围人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方式与途径有许多，且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拓展与丰富。然而无论时光如何转换与变迁，始终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一条基本途径是沟通。尤其在今天，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人们文化水平与公民意识的逐步提升、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利益格局的渐进性调整、思想观念的日益多元化，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要求人与人之间更应该重视沟通、保持沟通、加深沟通并善于沟通。表现在机关生活里，沟通可以说是构建和谐机关氛围的重要法宝。设想在一个机关里，领导与下属、中层干部与下属、同级与同级之间就工作而工作，整日只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虽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疏于沟通，如此的机关氛围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会有创新与改革精神吗？事实上，沟通在管理学原理中也一直被视为有效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机关生活中既有机关管理，又有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认真妥善处理，为此，生活、工作于机关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忽视沟通的作用与魅力。

沟通是掌握、了解信息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口头沟通亦或书面沟通，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我们常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里的“心”，自然是指人内心里的所思所想，是指其头脑中所存贮的信息与资料。我们又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里的“心”，依然是指内心里的想法与观念。的确，人心难测，唯有通过频繁、深入沟通，才能逐步互通信息、交换看法，彼此知晓对方的真实心态与想法。为什么现代教学过程中提倡互动式教学？其真实目的未必完全否定传统意义上的灌输式教学，某种程度上，更应该看作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知识的灌输与熏陶。因为互动在前，老师方能知晓学生或受众在听课之前，其对拟授课题的信息与资料掌握程度。正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机关生活中，领导与下属的接触面不一、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对于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看法与认知。通过沟通，双方就能信息互补，或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统一口径，或彼此互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所以，沟通是信息的交流，还是一种互动式的学习与启发。

沟通是科学、民主、正确决策的基础前提与保障。著名的管理学家西蒙曾经说过：管理的全过程就是决策。时过境迁，今天看来此语依然有其科学道理：决策的确是贯穿管理全过程的一根红线。然而要想做到科学、民主、正确决策，在其之前非有一个充分的沟通过程不可。否则，所谓的决策就只能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或属于官僚主义的“拍脑袋”，或属于主观臆断的“闭门造车”。《三国演义》中刘备之所以会于“创业”之初选择西进路线，并最终缔造蜀国，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可喜局面。实则是因为其行动之前有了与南阳诸葛亮一番彼此交心的促膝沟通。一篇气势恢宏、高瞻远瞩、有理有据、条分缕析的前 《出师表》，就是刘备重视沟通的明证。机关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决策，如果不在决策之前以沟通为基础和前提作通盘考虑、综合谋划，则一步错、步步错，在后续的政策制定、方案实施中就会南辕北辙，与初衷目的渐行渐远。这方面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里的“调查”，就是指放下身份或身价，去与下属、群众作深入且恳切的沟通。今年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中，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实际上也暗含了向人民学习、经常保持与群众沟通的真意。因此，机关决策要想做到科学、民主与正确，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常性沟通，时刻做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就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沟通是还原事实真相、彻底击穿流言蜚语，正确回应他人置疑的有效手段与武器。中医辩症时有一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说的是人身上某一处血管或经脉不通畅时，一定会感觉那里有疼痛；反之，血脉通畅，则身体康泰。其实用在人际关系中，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尤其机关生活中，领导对下属有偏见、下属对领导有看法、群众对机关工作有置疑等，一般说来，这中间都有一个缺乏有效沟通、充分沟通的问题。特别是面对一些流言蜚语、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讹传，更需要勇于沟通、主动沟通、善于沟通，以沟通适时还原事实真相、消除大众的主观疑虑、校正人们的错误视听。懂一点中共党史的同志大都清楚，在长征之前，由于沟通的手段与技术方法不够，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被宣告“死亡”。然而一旦沟通的时机来了、沟通的手段便捷了，毛泽东同志就又神奇地“复活”了；延安时期也是如此，针对外界对延安情况的不了解、对中共当时的革命政策有偏见，毛泽东同志大胆地邀请外国媒体与民主党派人士到延安去，不是大鱼大肉地招待与金钱的诱惑，就那么在窑洞前的草地上一番长谈、一次深入坦诚的沟通，外界对中共的看法与偏见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对中共的了解、信任、支持与称赞。

沟通是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增进团结的一剂良药。没有沟通，便没有和谐。通过沟通，原本矛盾的双方就能坦陈相见，将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意见与建议和盘托出。沟通，才能知道双方各自暗藏的“底牌”，才能知道双方各自所能承受的底线。沟通，就能达成互相之间的谅解，就能互换角度考虑问题，就能彼此照顾到对方的切身利益关切。一对单身男女相互之间有意思、开始交往，我们一般谓之曰“谈恋爱”。乍一听，似乎语句有问题，其实去掉中间的那一个“谈”字，才是真正的逻辑有错误：男女认识之前也许生活环境不同、也许生活习惯有异、也许受教育程度不均衡…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谈”，就是频繁地沟通。通过沟通，才能彼此消除对未来一起生活的种种疑虑，才能逐渐达成和谐生活的共识。同理，机关生活中没有矛盾发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得好：矛盾时时处处存在着。而矛盾产生后置若罔闻，就会堆雪球般越积越大，最终成为机关和谐运转的大障碍。所以重视沟通、利用沟通、善于沟通，就成为解决矛盾或纠纷的有效手段。赵国时的“负荆请罪”故事我们都不陌生：如果蔺相如不与廉颇作积极主动的沟通，不在沟通中说清楚“革命无贵贱、分工有不同”的真谛、分析透彻将相不和的严重后果，相信蔺、廉二人的矛盾会逐渐激化，甚至严重时让整个赵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面对部分群众的不满心声、针对下属不理解所产生的抵触情绪，邀请其来到办公室或亲自走基层、进家门、上炕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就成为必需。同时，一项政策出台之后，以听证会的形式，召集各方人士恳谈，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能够畅通言论，化解误会、达成共识、共建和谐。

沟通究其寓意而言，还体现出一种人本情怀，是对对方的一种激励、一种人格的尊重。沟通不是发指示、下命令，也非汇报或陈述。沟通强调身份的对等、体姿的相近、语言的平和、态度的友好，而事实上沟通之前双方的身份与地位一般都不在一个层次，因此沟通从一开始，就意味着领导、上司的平易近人，意味着主动发出沟通信号一方的“甘当小学生”恭敬态度与民本情怀。如此一来，被动接受沟通信号的对方，就能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被信任。机关生活中，领导的一次主动“串门”，看似漫不经心，而于下属心中却能带来温暖；领导与下属一次饭局上的闲聊，却能潜意识激励下属，使其更加努力工作，爱岗敬业。而近些年来，我们一些机关干部之所以发出干群关系不如以前的怅叹与牢骚，其实根由不在群众，反省的倒应该是自己。即我们在做群众工作时是否依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官身份、依然要端官架子、依然说着霸气十足的官话？如果始终主动在自己与群众之间设限，有意将自己的身份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也就难怪沟通不和谐、沟通无结果、沟通没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