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与晚清为官士人的转型——以李端棻为例评析

骆利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贵州 贵阳 550025)

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作为清廷为官士人的李端棻，其思想转变和价值取向深受“新学”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撞击、重压和催逼下逐步从中心退向边缘。同时，又唤醒了士大夫群体开始救亡图存的艰苦探寻，在“新学”的影响下，他们对儒学传统进行内在反省，力图东山再起、重塑民族精神。虽然晚清“新学”并没有让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但它在文化解体与重构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仍然是治史者不可回避的历史面相。李端棻生活于社会内部巨烈震荡和文化自我调整的年代，他对“新学”的接纳是其人生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合力影响的结果，审视“新学”对其价值取向和相关主张的影响，不但可以了解晚清为官士人面对传统文化危机所作出的回应，还能够洞悉近代中国的文化的转型与社会变迁。

一、李端棻的成长经历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阳人，清同治二年进士。幼年丧父，依母何氏抚育，从叔父李朝仪学《诗》、《书》、《经》、《史》，从舅父何湘雪习科举艺业。当时大学士倭仁等人鉴于清王朝内优外患频仍，“倡程朱学以厉末俗”，李端棻亦“奉手有所受焉”。[1]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对其思想的形成和以后立身处世的人生轨迹产生很大影响。

同治二年(1863年)，李端棻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六年(1867年)起，先后典试山西、云南等地。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内阁学士典广东乡试，恰值梁启超参加该科举人考试，李端棻发现梁启超作文镕经铸史，以为乃饱学宿儒，副主考王仁堪也有同感，遂将梁启超取为前列第八名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