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创新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纵观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影响深广的现象。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全球化和创新两大引擎为主要驱动，世界经济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才、市场、金融资源、研究开发、制造业等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整合，国家创新系统正朝着全球创新系统演变；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引发着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角色及其相互联系的重构；围绕全球价值链的博弈，创新企业群雄割据，寓合作于竞争之中，以专利、标准获取为核心的企业并购浪潮此起彼伏，企业联盟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推动着产业竞争和创新格局的演化和重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联系，也重塑了创新的形态，催生了政府对创新治理的新模式。开放创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鲜明特征。谁掌握了开放创新的主动权，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资源为创新所用，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大至一国，小到一企业，概莫能外。开放创新不仅为政府的创新战略和政策工具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视角。

开放创新是全球化时代创新的基本形态

全球化在更大广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创新要素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全球化在加快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催生创新涌现的同时，也使企业和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与创新带来的破坏性创新浪潮结伴而行，使得经典的工业革命在过去30年的巨变方面黯然失色。2010年8月麦肯锡预测了在高新技术支持下全球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十大趋势，其中开放式创新、组织网络化发展、更大范围地利用协作技术位列前三。信息通讯技术的开放创新对工业化、商业模式的革命性影响就是这一破坏性浪潮的典型代表。

“破坏性”不仅是对已有秩序的颠覆，更意味着新秩序的重建。传统的垂直一体化创新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最有能力的研发机构或创新企业，也必须把识别、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源作为创新的核心过程。就政府而言，开放创新意味着有效降低经济发展和创新治理等秩序的“重建成本”，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灵活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包括：产业界与学术界的融合的渠道和国家公共创新资源对企业创新的响应程度，创新企业（集群）的规模和质量，创新政策与经济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协同，创新的国家系统与全球系统的联系等等。

开放创新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经验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自然资源等综合比较优势，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解缚下各类生产要素基于市场机制自组织潜力的持续释放，国际资本、技术要素伴随着产业转移不断扎根于中国本土，成为推动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成为推动科技全球化不可忽视的因素。 伴随着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创新系统也在由相对封闭向不断开放发展。在开放中创新，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进步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的研发队伍规模和财力投入都已位居世界前列，以及经济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这些都成为中国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大牵引。在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上，美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中国许多政策工具的出台，不断拨动发达国家的敏感神经，自主创新政策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与世界强国对话的焦点。争论的核心，就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工具是否破坏了竞争环境。制造业的国际竞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未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所处的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外部环境。自主创新决非自我创新，更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在更加开放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创新要素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是围绕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家范围内整合创新要素并高效配置的创新体制变革。创新的速度取决于开放的程度。谁把握了当前开放创新的内在规律，并实施有效的政策工具，就能在创新竞争中掌握主动。处于开放创新的21世纪，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顺应全球化潮流，更充分地借鉴他国的创新经验，使本土的创新要素在更高的层次上与全球创新要素深度融合。背离了开放，创新将会举步维艰，甚至被世界创新潮流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