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国家结构观

王晓艳

（武汉科技大学，湖北武汉 430081）

陈独秀的国家结构观

王晓艳

（武汉科技大学，湖北武汉 430081）

民初以来，随着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陈独秀参与了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问题的探讨和论争。陈独秀关于国家结构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从主张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民族分权联邦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他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政治根源，是20世纪初中国错综复杂政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陈独秀；国家结构；单一制；联邦制

国家结构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形式。从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追求民族独立和建设民主国家的努力，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思考和争论从未间断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实质上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寻找救国治世良方的一种重要探索。陈独秀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发轫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在关于国家结构形式这一问题上，也曾经进行过积极的探讨。陈独秀关于国家结构的思想经历了从主张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民族分权联邦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他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政治根源，折射出20世纪初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以及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对国家出路的积极探索。

一

民国初年，出于对国家政局动荡的忧虑，陈独秀打破了不谈政治的常例，参与了民初关于联邦制思潮的讨论，是一个联邦论者。

联邦制作为一种西方政治理论兴起于清末民初。1911年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联邦制思潮开始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主张仿效美国，建立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制国家。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为了尽早地实现全国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主张逐渐压倒并取代了原来的联邦制设想。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专制独裁的统治后，联邦制思潮重新抬头。陈独秀在1915年《抵抗力》一文中，就大力批判在袁世凯统治下的“统一之害”，“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渭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挞，奉令惟谨，别无生路”。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武力统一政策。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又出现南北对峙、战争连绵、生灵涂炭的黑暗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联邦制理论再度兴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联邦制结束内战与纷争，实现和平统一。1917-1918年，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时局杂感》、《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和《近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三篇文章，对中国的现状和国家结构形式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联邦制主张。“国家组织之作何状态，实以国中有力分子若何配布以为衡。配布得当，国基安宁，然后据此事实载之宪章，始可垂诸久远”，“中国国家组织，自元设行中书省以来，分权制度，已早萌芽。清政不纲，省权益重，兵马财赋，多不统于中央。辛亥兵兴，势益分裂，倘顺此事实，创为联邦，则六年以来，政局纷争，必当稍杀。”陈独秀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认为，中国有实行联邦制的历史传统，民初也存在建立联邦制的有利条件但却失之交臂，结果导致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目前，只有变单一制为联邦制，才能遏制独裁，改变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此外，针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所谓联邦制妨害国家统一的错误观点，陈独秀在《时局杂感》这篇文章中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认为，“联邦虽非单一国家，却不害其为统一”。而单一体制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在中国“日言统一，日益纷争，国基迄不巩固。无他，国家组织偏于理想而远于事实之为害耳。”他认为造成中国这种军阀割据与相互混战局面的根源在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所以，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国家组织，亦宜分而不宜合……”即改革国家结构形式，实行联邦制，“因势利导，使国中有力分子，各得其所，”才能最终制止武力纷争，实现国家统一。

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联邦制的探讨是与中国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他把联邦制作为反对军阀专权、挽救时局的政治工具，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总的来看，囿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立场的局限性，陈独秀对联邦制的研究是比较零散、肤浅的，缺乏有深度的理论探讨。联邦制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结束军阀的专制和独裁，也缺乏现实土壤。

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后，陈独秀放弃了联邦制主张，对20世纪20年代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运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中国应当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20世纪20年代初，联邦主义思想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其核心思想是以联邦制为国家结构模式，以民治主义为核心，要求各省制定省宪实行自治，在此基础上再由各自治省联合组织联省政府，召开联省会议制定国宪，最终确立联邦制，进而实现国家民主和统一。“联省自治”是联治论者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提出的一项救国主张。他们对武力统一失去了信心，试图通过西方的联邦制来制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之争，完成国家统一。其斗争矛头直指奉行专制集权的北洋军阀和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势力，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陈独秀在深入地思考后进行了理性的批判。联省自治论者认为联邦制对抗衡独裁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反对封建专制体制的一种进步制度。陈独秀并不反对联邦这项民主政治制度，“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陈独秀反对联省自治运动。理由是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已成事实的条件下，联邦制或联省自治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理想，无法实现。所以，陈独秀立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陈独秀还与当时力主联邦制的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中国政局纷乱的根源和改造中国的方式这两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双方的论战我们可以深刻洞悉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关于国家结构问题的主张。

胡适认为造成中国政治现状的原因是“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即他认为军阀权大而地方和中央无权导致军阀割据状态。因此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地方权限，增强中央实力，制定省宪，实行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也就是通过采用联邦制，全面改造中国的国家结构，才能打倒军阀，息纷止争，谋求国家统一。而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即陈独秀揭示中国政局动荡的根源是封建军阀割据。如果不铲除军阀，联邦制根本无法实现。

同时，陈独秀还揭露地方军阀假借联治之名行地方割据之实，认为联省自治的实质就是军阀割据，联省自治只会加剧军阀割据。陈独秀认为地方军阀的联治论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这种主张，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实上，无人敢说这样大的自治权马上就能够归到人民手里，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所以，“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长病痛”。可见，陈独秀与胡适的政见正好相反，他认为军阀割据已成事实的情况下，联省自治不仅不能够成为打破地方军阀割据局面的武器，而且还会成为导致其加强割据的工具，加剧中国的分裂。

那么解决中国纷繁复杂的政局的途径究竟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联邦制在目前情况下的中国根本行不通，所以，“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即中国必须通过人民革命方式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实现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显然，陈独秀对时局的政治见解与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基本一致的。

据统计，自1922年8月至1925年4月，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表十余篇文章批判联治思潮和运动，一方面揭露封建军阀联省自治假面具和联省自治的实质，另一方面宣传民主革命纲领，促使更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划清同联治思潮的界限，也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实行联邦制的结果只会加剧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加深国家的分裂，使国家永远陷于纷乱的状态。因此，陈独秀对联治论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体现出陈独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能力。

三

陈独秀坚决反对以武人割据为基础的联省自治，那么中国到底应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共二大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把民族问题和国家结构理论联系在一起，提出用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

1922年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二大宣言，随后在二大正式提出了民族分权联邦制的国家结构的构想。二大宣言明确规定：“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即在中国本部实行单一制，而在蒙、藏、回等边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实行联邦制，与内地组成联邦。

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二大将汉族聚居的地方和东三省称为本部，蒙回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为疆部。陈独秀认为，本部与疆部不能实行划一的制度，应予以区别对待。关于本部，陈独秀主张统一后仍然实行单一制。他认为，本部的各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此外，联邦制“然亦非语言相同的本部所需要，至少也非今日所需要。”即联邦制不符合中国本部的实际。所以，他主张通过人民革命在中国本部建立一个“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关于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疆部，陈独秀认为它与本部不仅“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而且“经济状况不同”，应该与本部组成联邦制。如果强行将其统一于本部，建立单一制国家，将会损害这些少数民族的利益与发展，违背民主共和原则。所以，陈独秀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极力主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在“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以联邦的形式实现民族的联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主要是唤起国内少数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觉悟，使各少数民族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自治，以免遭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双重痛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构想主要是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提出来的。这里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这个时期所推崇的联邦已经由民初欧美式的地方分权联邦制转向主张革命的苏俄式民族分权联邦制。这是他联邦制思想的最大变化。

毫无疑问，陈独秀提出建立民族联邦制国家结构的构想，一方面是源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苏俄联邦主义的实践启示，更重要的是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肤浅的，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影响一个国家对国家结构的选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自然因素、民族因素、文化传统、阶级结构等，而且各种因素也是相互作用的，仅仅从蒙古、西藏、回疆在历史、语言和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发展不同就得出中国应采取联邦制度的结论是片面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局限是由时代决定的。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国家结构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在1949年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最终放弃了以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选择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在民族问题上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陈独秀.时局杂感［A］.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7-318.

［2］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A］.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0-381.

［3］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J］.努力周报（北京），1922（19）.

［4］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A］.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

［5］陈独秀.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A］.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80.

［6］陈独秀.统一与分立［A］.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61.

［7］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题目之计划［A］.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24.

（责编：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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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8431（2012）04-0052-03

2012-05-20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近代联邦主义人物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jyty131）。

王晓艳（1976-），女，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