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情 苗言 华声 实义
——《报任安书》的美学价值浅探

杨妙新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虽然说这是白居易给诗歌下的定义，以体现他新乐府运动的主张，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过来，推而广之，说明一篇好的作品是应该以感情为根本，以语言为枝叶，以优美动听的声韵为花朵，以深刻的含义为果实。《报任安书》，就是这样的一篇“先乎情”“始乎言”“切乎声”又“深乎义”的好作品。前人对《报任安书》有极高的评价，赞誉它是“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天下奇文”。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简要阐述作品的美学价值。

一、情：奇冤奇耻，唏嘘欲绝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回信，其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是司马迁的一个好朋友。天汉三年（前98），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中书令这个官职表面上看起来是皇帝近臣，位高权重，实则类似于宦官，更何况是“至微至陋”的“刑余之人”，为士大夫所不齿。任安不知道内情，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司马迁深感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来，任安因为戾太子举兵事下狱，可能将于十二月被斩首，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其实是很不愿意提及的，然而朋友即将离世，若再不剖析心志，让老友带着误解抱恨而终其情何以堪？再说自己也将完成史记著述不必再苟活于人世，所以借此机会，在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酣畅淋漓地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多年的痛苦与愤懑。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正在全身心地撰写《史记》，却因为文人的正直遭遇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天汉二年（前99）夏天，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替李广利押运辎重。秋天，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在祁连山进攻匈奴右贤王，武帝则命令李陵率领他的步兵射手五千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一千里的地方，想用此法分散敌人的兵力，不让他们专门去对付贰师将军。已到预定期限，李陵就要回兵，但是单于用八万大军包围截击李陵的军队。李陵军队只有五千人，箭射光了，士兵死了大半，但他们杀伤匈奴也有一万多人。李陵军边退边战，接连战斗了八天，往回走到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匈奴兵拦堵住狭窄的山谷，截断了他们的归路。李陵军队缺乏粮食，救兵也不到，敌人加紧进攻，并劝诱李陵投降。李陵说：“我没脸面去回报皇帝了！”于是就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全军覆没，余下逃散回到汉朝的只有四百多人。单于得到李陵之后，赏识他打仗时的英勇有谋，再加上平素就听说过李陵家的名声，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使他显贵。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死节，然而后来却听说他投降了匈奴，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司马迁一方面是出于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另一方面，他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便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其实司马迁与李陵并无很深的私交，只是因为看到李陵的为人，觉得他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之风”，特别是在匈奴入侵时，能万死不顾，赴国家之难，这要比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不知道高尚多少倍。在司马迁看来，评价一个人，不能因为举事一不当，就一片指责，甚至落井下石。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一方面恰如其分地赞扬李陵的赫赫功劳，另一方面说明李陵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杀伤匈奴之多，有古代名将风范。并推断，李陵之所以没有死节，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讽刺朝廷的劳师远征导致战败，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最终惨遭宫刑，直到太始元年（前96）六月，才遇大赦出狱，之后作了中书令。

今天，让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件事，关于李陵，毕竟做了俘虏还投降变节，其遭受唾弃也是情理中的事，汉武帝恼怒之下，将他的妻儿母亲等灭族也是咎由自取，所以朝中大臣个个明哲保身，不出一言以辩，也是情理中的事。只有司马迁站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却获罪下狱，最后身受腐刑，据说，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其实，在李陵落难时，他挺身而出，完全是出自一个读书人正直的是非心，然而却招致最让读书人丧失尊严深感耻辱的腐刑，真可谓是奇冤和奇耻。但是，司马迁是个伟大的文人，在全文中不着一字书写自己的奇冤，却用铺排的笔墨，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对腐刑的厌恶和羞耻之情：“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直如疾风骤雨，直如连珠火炮，倾泻而来，让人躲无处躲，只能硬生生地去强烈感受一个正直文人内心的奇冤和奇耻。明代孙月峰评价《报任安书》说：“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评注昭明文选》）千百年来，人们读之，无不泪湿青衫，扼腕浩叹。

二、言：铺采摛文，字字血泪

在白居易的诗歌“四美”中，“情”是“根”，“义”是“果”，都很重要，而“言”“声”作为手段或者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只有言、声（韵）相协，才能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积极的作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评价《报任安书》说：“志气盘桓”，司马迁自己也说是“舒愤懑之作”。说明作者当时确实胸中有志，腹中有气，这就构成了文章最根本的血肉；然而倾泻而来，沛然成文，写就《报任安书》那般千古美文，无疑应该归功于太史公司马迁的能“言”：铺采摛文，而又字字血泪。

首先，巧用来信主旨安排线索，自然成文。《报任安书》虽然是为了向友人和世人表达自己的无辜之冤、受辱之羞、愤激之情、生死之观、著书之志；然而，作为一封复信，必须应答对方来信，所以，司马迁自然把没有能够“推贤进士”的原因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开头先概要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没有能“推贤进士”，并不是“用流俗人之言”，而是别有苦衷。第二段，就详尽铺陈了自己身受的奇耻大辱，根本就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推贤进士”。第三段，进一步说明自己虽受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还苟且偷生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以表明心志。第四段，写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作用。第五段，再次说明自己苟且偷生写作史记的苦衷。第六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自己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照应开端，再次解说自己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其次，采用迂回曲折的结构方式，深刻蕴藉。司马迁从公元前98年受宫刑，到前91年（或前93年）写这封信，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羞辱中度过了好几个年头。他表面上“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而内心深处却是“肠一日而九回”。其忧愁激愤累积在胸中，肯定是越积越深，所以一旦受到触动，就不觉要喷涌而出。但是，又正因为所积太厚，思想感情太复杂，而且是给获罪的友人写回信，不能直接倾泻，让人一览无遗，觉得浅薄，所以司马迁选择采用迂回曲折、反复咏叹、渐次深广的方式。从第一段的“仆非敢如是也。请略陈固陋”的表白，到第二段述说刑余之人的耻辱卑贱 “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再到第三段叙述人之常情时的 “况仆之不得已乎？”造成了欲说而又停顿，停顿而又不能不说的感情潜流的深层涌动。终于，在前文充分的铺垫、蓄势之后，感情的洪水才一泻千里：“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第三段末）“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第五段）最后是第六段，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自誓明志，斩钉截铁，收束全文，完全彻底地将自己受辱不死、发愤著书的真实心迹昭告于天下，如同黄河之水经历九曲回环之后，终于滚滚滔滔流入大海。从全文看，文章是如此的迂回曲折，深刻蕴藉；而从各个段落看，又何尝不是如此？以课文第二段为例。第二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奇耻大辱而不自杀的原因，从多个层次渐次展开，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 “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然后讲人受辱与不受辱的区别，以“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再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一个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并列举周文王等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一层一层，极尽曲折，或今或古，或人或己，或正或反，或事或理，前呼后应，反复重迭，给人一种委婉回环、滔滔不尽之感。这种迂回曲折的结构方式，深刻蕴藉地表达了司马迁内心深处的悲愤之情。

再次，运用多种语言修辞手法，汪洋奇肆。明代孙月峰评价《报任安书》：“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评注昭明文选》）这番评论十分中肯，《报任安书》一文，之所以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激起人们无比强烈的感情共鸣，无疑还得益于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技巧。词语十分丰富。文中有大量的同义词、反义词、褒义词、贬义词，书面语、口头语，而且运用自如。例如“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一段中，说明这五个人“获罪进监狱”，说法就各不相同——“拘于”“具于”“受械于”“系狱”“囚于”“受辱”等；尤其是作者深恶痛绝的“监狱”，在全文中更是有多种说法：“圜墙之中”“请室”“居室”“尘埃之中”“鞭箠之间”“缧绁之辱”“粪土之中”，极尽厌恶贬抑之能事。句式灵活多变。文章有整句的骈俪之美，又有散句的灵动之美，还有长短句交错使用的参差之美。同时综合运用了陈述句、判断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肯定句、否定句，使文意和语气具有腾挪跌宕的变化之美，形成了强烈的抒情意味。例如：“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一小段话中，即用了整句、散句，主动句、被动句，陈述句、反问句、感叹句，顺承句、逆接句等多种句式，简练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志向、决心和感慨。辞格规范多样。文中比喻、借代、引用、夸张、对偶、反复、婉曲等交相使用，各显其能。最突出的是大量运用排比修辞，而且整齐中有变化，有两句一套的，三句一套的，四句一套的，五句一套的，六句一套的；有的用来列举情况，有的用来陈述史实，有的用来阐明道理。其中最为壮美的要算“四不辱，六受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样的一些整串整串的排比句，纵横铺陈，使辞情滚滚，气势磅礴，读来酣畅淋漓。

三、声：节奏鲜明，音调铿锵

古人说：“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报任安书》的美，还来自于它的声韵优美。

首先，尽管是散文，但是大多数语句是押韵的，读来琅琅上口。以课文第一段的11句话为例，韵脚是“书”“物”“务”“陋”“过”等词语，合辙押韵，而且用的是仄声韵，表示沉痛和沉重心情。再看课文第二段。几乎句句押韵，而且是跳行交错押韵的，如“功”“弄”“恐”“中”等押韵，“历”“戏”“异”“以”“比”“极”“死”“食”“吏 ”“时”“地”“息”“是”“励”“里”“室”“体”“之”“此”等押韵，“畜”“诛”“辱”“肤”“夫”“奴”等押韵。文章中其他押韵的句子还有很多，不一一举例了。

其次，文章大多通过调整句子长短，形成内在节律之美。例如，“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是二字句，“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念父母，顾妻子”等是三字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等是四字句，“其次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是五字句，“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是六字句，“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是十字句。句子长短杂陈，既有视觉上参差变化之美，更有听觉上的铿锵之美。

再次，文章的纵横铺陈递进的语句，也形成音律的回环咏叹之美。除了上文讲到的“四不辱，六受辱”那一处以外，《报任安书》的排比铺陈的语段还有两处：“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地方，读起来，都有一种排山倒海、荡气回肠的音乐美感。

四、义：震古烁今，流芳百世

《报任安书》是一封书信，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以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并由此引发了一大堆的愤激之词，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诉说了自己作为刑余之人的至微至陋和所蒙受的无端之冤——文章没有一句话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自己有罪的倔强性格。第二，他阐明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生死观和荣辱观。第三，他叙述了自己背负着“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巨大羞耻写完《史记》的行动，而且明确表示写作目的：写作《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第四，他向朋友任安坚定盟誓：“要之死曰，然后是非乃定”。其义，可谓古今独步。毫不夸张地说，《报任安书》一文所展示的美，不仅仅是因为司马迁在这里记录下了自己蒙受的千古奇冤和奇耻大辱，而且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伟人的超凡的见识、胆略、勇毅、责任和担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把自己对荣辱、对生死的深刻思考，以及不甘受辱、想引决而终未引决的痛苦选择写得曲曲折折而又清晰动人。“人固有一死”，司马迁赞成有价值有骨气的“重于泰山”般的舍生取义，反对那些因为怕受辱而“轻于鸿毛”的毫无意义的死。为了死得重于泰山，有时就要忍受比死还要难堪的奇耻大辱，以图日后之功业。如果怕受一时的污辱而放弃理想、丢下事业去死，那是轻于鸿毛的。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说过：“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他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也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他的这种为了实现自己尚未实现的理想、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而“隐忍苟活”的精神，是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的。司马迁的这一生死、荣辱观充满了辩证法：是宁死不辱，还是忍辱求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权衡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列举出了众多被后世称颂的古代杰出人物，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等，说明他们都经历了苦难、遭受了屈辱，隐忍苟活，以后“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从而为我们后代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他因此也以这些仁人志士来自比和自励，“述往事，思来者”，用写历史的办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做到“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报任安书》的美，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义”。今天，我们读《报任安书》，就是要读出司马迁的大美：为了人类的进步，在黑暗中挣扎，不畏惧任何权势，不畏惧死亡的威胁，哪怕是精神的摧残，哪怕是人格的剥夺，都义无反顾。司马迁这种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作生命的本体，把传播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的勇毅担当，构成了文章的至高至大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