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云
自《论语》问世并逐步浩瀚为国之文化主流,再到今天我们回眸审视、认识它的过程,伴随它而产生的注疏、评点也层出不穷,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精芜杂陈,观点竞现,颇令后学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古汉字的简洁与多义,年代的久远与语义的流变,当时语境的缺失等原因,客观上造成了解读经典过程中语意存在多义性。故诗无达诂,文难达训。宋儒在解读经典的时候素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说。前者力求通过训诂考证,还原文本,后者偏重于借助经书,阐发己思。当然后者的发挥也必须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这些别裁式的解读法虽常令人耳目一新,但无疑也增加了《论语》注释的多义性,因而也增加了广大师生在解读《论语》过程中披沙拣金的难度。我们不妨试举一例——现语文版七年级和旧人教版初一教材都入选过的一则: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篇 7.2)
通行的参考译文是:默默地记住学过的知识,学习却不感到满足,教导他人而不感到疲倦,这些对我来说,哪一样具备呢?
对于前面三句翻译,没什么好争议,有争议的是第四句“何有于我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论语通译》也采用了上述译法。在它的注释4中说:“‘何有’句,即‘于我何有哉’。这是孔子严格要求自己的谦虚之词,意思说:以上那几方面,我做到了哪些(一说,还有什么困难和遗憾)呢?”朱熹《〈论语〉集注》也持同样的观点。当然另一派的译者并不赞成这种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