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渐提高,司法实践中对于侦查程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规定”是程序法治观念增强的产物,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随着“两个规定”的实施和庭审制度的改革完善,犯罪现场勘查程序是否合法、提取物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1],逐渐成为庭审关注的焦点,也使当前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难以适应庭审改革需要的弊端体现出来。
犯罪现场勘查简称现场勘查,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事实,获取侦查线索,收集犯罪证据,而依法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痕迹、物品、人身、尸体所进行的勘验、检查,以及对事主、被害人及其他知情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访问活动”[2]。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是指与案件无关而被侦查机关邀请在现场观察,监督现场勘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为此作证的人。
目前我国的立法中并没有专门的章节来规定见证人制度,只有较为简略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6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第131条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