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华》与太宰治的战争观

曾 妍 尚 侠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一

“在《散华》的文学信息中，对当时的‘玉碎’进行批判这一点应该被作为问题提出吧。可是，不要忘记，即使能够读出对‘玉碎’、战争、军部等的批判，这部作品在同时代中容易被读解成与其相反的意思，也就是说对‘玉碎’的赞美和战争的协助”［1］。这是为数不多的评论中业已关注到的作品与作家的战争认识问题。换言之，《散华》的主题对战争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既有的研究一直在这样的二元对峙中徘徊。

实际上，这是一个与太宰文学的个性与魅力相关的美学问题，任何武断与牵强，都容易与作品实际产生距离。关于《散华》的作品素材，《昭和历史别卷·昭和世相》中这样记述到：“昭和18年5月12日，约一万一千名美军在日军占领的阿留申群岛的热田岛登陆。山崎保代大佐指挥的2 638名狙击部队在没有得到增援的情况下，5月29日夜全部战死。第二天，大本营发表了‘认定全员玉碎’的公告。”［2］从那以后，热田岛的“玉碎”一词便经常出现在报纸的新闻报道中，用来强化国民精神。即如“热田岛复仇一亿总突击”之类的字样一时间铺天盖地［3］。同时，“玉碎”一词也作为对战死者的讴歌，开始被频繁使用。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语出唐代典籍《北齐书·元景安传》，比喻宁愿为气节牺牲。推断应该在日本频频派出遣唐使学习唐代文化的时代传入日本。语意虽没有多大的改变，开始使用的时间已无从考证。总之，对太宰治这样的文人而言，应该并不陌生。这样说来，弃“玉碎”而取“散华”，之于作家显然不是未经审慎思考的随意性行为。

“散华”一词据日文辞书《广辞苑》的解释，源出佛教用语：“为供养神佛而撒花。”后来逐渐演变为：“法会中将盛在竹筐里的纸质五色莲花花瓣，和着唱经声撒落。”另有一说为：“花谢落，指战死，”用花儿凋谢的美丽来比喻战死，看来是太宰治的本意之一无疑。

作家本人关于这篇小说的题目曾这样写道：

想以“玉碎”为题，在稿纸上试着写下“玉碎”，但那是过于美丽的词，感觉用于我的拙劣小说的题目有些浪费，遂删掉“玉碎”二字，改为“散华”①本文中的小说原文与作家话语均为笔者所译。。

这样看来，有意在作品中规避对战争性质作出正面评价或明确表态，是作家不肯直说自己的战争观念的一种主观选择。而把“玉碎”说成过于美丽云云纯系托词。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作品中还可以找到另外的依据。《散华》中写了死于战场上的一位友人三田和因病未能当兵、死于后方的另一位友人三井。在本质上是战争把这样的三者关系最终置于血泊之中。然而，尽管篇幅不大，作品通篇却看不到任何关于战争的描写与渲染的文字，这显然同样是作家有意为之的；或者说与“散华”的遣词方式是一致的。

作品致力于人在战争中的际遇与命运，文学又不想与一场邪恶的战争同流合污，太宰文学的过人之处或可在这样的两难之境中发现。对日本这样的集团志向型文化的民族而言，逆潮流而动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行不通的。所以，战争背景下的文人们，即便是反对或并不支持那场战争，在文化上的回旋余地也是十分有限的。作品完成前后，除了大批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被迫转向，谷崎润一郎钻进唯美主义的象牙塔里不肯出来，川端康成在越后汤泽温泉的嫖客和艺妓之间流连忘返，文人如果不颂扬国策、讴歌战争，搞不好连命都保不住。在这个意义上，太宰治仍然敢于问津战争题材，这本身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在文学技巧上做些手脚，可以说当在情理之中。《散华》的艺术处理犹如走钢丝一般，甚至在小说题目上连流行语“玉碎”都不用，可谓是一种创作上的极致。硬性的在其中找出与作家的战争认识的联系，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也不会是轻而易举的。

当然，纯粹的事物是并不存在的。《散华》中出现的“美丽的玉碎”、“玉碎的神”等流行的赞美战死者的语言，便是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的明证。在描写“三田君”的战死时，作品这样写道：

三田循司君，今年5月美丽地“玉碎”了。对“三田君”，用散华一词感觉有些褪色。在北方的一个孤岛，美丽地牺牲了，成为护国之神。……据说从踏上那里第一步时，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不是为自己，而是崇高的献身精神②《散华》的原文均引自《太宰治全集第六卷》，筑摩書房，昭和60年5月。。

考察太宰治同时代的作品、文体各异，对“三田”的文字处理算是特殊的，这在《散华》以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作为日本人作家显然是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加以对待的。而且不论战争的性质如何，对为日本壮烈去死的人，太宰治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尊重和肯定。如果说这是作家的战争理解，不如说是作家的人生理解更为贴切些。

二

按着文学批评的规范，在讨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作家作品时，一个绝对化的原则，是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文学环境中进行。太宰治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作家，日本发动的侵略亚洲的那场战争，同样掠走了他创作的大好年华。战争期间他正值二、三十岁的年龄，在一个非正常的文学环境中，作家不但顾及的太多，夹缝中卖文为生的艰辛，同样会导致太宰某种程度的畸形化生态。《散华》与发表《散华》的杂志《新若人》之间的关系，便在这样的整体框架之中。

杂志《新若人》创刊于昭和15年9月，是战争时期一本典型的文学报国、服务于日本国策的文学期刊。该刊的创刊词中开宗明义，这样写道：“组织强大国家的原动力是人。因此皇国成员的无与伦比的皇道精神，兼具体力、魄力和优秀的学术，以皇室为中心团结一致，就能够建设世界上无比强大的国家。国策所要求的适合青年心理修养的杂志期待已久，一直以来雄踞业界的欧文社据此推出了从国策的观点来指导青少年并有益于修养的杂志《新若人》。”

由于战时体制下的言论统治，日本内阁情报局自昭和15年开始设立“日本出版文化协会”，不但掌握纸张的支配权，而且对图书杂志的审查、流通控制得更加严密［4］。杂志《新若人》，同时也是在情报局的强力支持下创刊的。此外，《杂志年鉴昭和16年版》中，对《新若人》的创刊做了这样的记述：“在进行抑制新刊发行和整合现存刊物的时候，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综合杂志《新若人》，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由欧文社（社长赤尾好夫）创刊，作为当局出版政策积极的一面引人注目。”［5］

太宰治的《散华》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审查前景可想而知。而且唯一的出路，是作品必须符合刊物的要求。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散华》的文本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依据，尚且无从断定这个短篇是作者的自来稿还是编辑部的特约稿。技术处理时是否做过某些增删。甚至包括作品中的“玉碎”字样的出现，是否是原稿所为。可以肯定的是，与“散华”取代“玉碎”的文学潮流相比，以流行的战争用语结构作品，应该不是太宰治的主导思想。

需要说及的是，在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在“玉碎”作为流行用语畅通无阻的背景下，“散华”的出现无论如何毕竟是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有鉴于此，北川透曾这样谈到：“在战争诗的领域，产量很高的高村光太郎、三好达治都没有在作品中使用‘散华’一词。樱本富雄的《诗人和责任》第十章《语言游戏——军神部队和玉碎》中，收集了关于热田岛玉碎的诗歌二十多篇。‘玉碎’一词出现很多次，但‘散华’一次也没用过。”［6］

北川透还谈到：“高村光太郎的《五月二十九日的事》、三好达治的《敌人更加靠近了》中，有热田岛上战斗的描写。斋藤茂吉的短歌《神的军队》中有悲伤的‘我的呐喊’。佐藤春夫的诗《军神山崎部队长的颂歌》中有对‘悠久的大义’中成长起来的‘大丈夫的楷模’的颂歌。土屋文明的短歌中有呼吁‘在神之国日本，团结一致’的‘你的声音’。藏原伸二郎的诗《湿地的忠魂》中有‘一亿的臣民都死去后，停止！’这样的愤怒。佐佐木信网的《赞热田岛将士歌》中有对‘顽强狡猾的美国家伙’的杀敌誓词。丸山薰的诗中《啊，热田岛》有眼含热泪的描写。深尾须磨子的诗《赞大和之母》中咏赞了祈求‘玉碎后成为护国之魂／这正是我的爱子的光荣’的母亲的心。可是，太宰的《散华》中，这样的内容一概没有。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折服与赞叹么？”［6］

当时，像《热田岛血风录》［7］、《山崎军神部队》［8］这样的描写热田岛守备部队战斗场面的书籍也很多，同样也成为“玉碎”这一语言表达类型化的一种言说背景。

在与同时代的作品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比较基础上，北川透的结论是：《散华》张扬战争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效果，都是很薄弱的。

三

《散华》中写到了两个人物，一位是因肺结核而病逝的“三井”；另一位是死于热田岛战役的“三田”。小说的开篇，以抒情散文般的笔触这样写道：

今年我和两位友人离别了。早春时三井君去世了。之后的五月份，三田君在北方的孤岛牺牲了。三井君、三田君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对于友人“三井”的死，作家是极为伤感的。所以作品以文学的浪漫，表达了对三井的年轻生命终结的悲惋之情。

三井君临终的美无与伦比。我原本不想使用“美丽”这样的词汇敷衍场面，然而那确实是美丽的。三井君躺着，和枕边做针线活的母亲小声地聊着，忽然间闭上嘴不再说话了。有时在晴朗的没有一丝风的春日里，樱花似乎不堪自身的重负而顿然凋谢，仿佛飞雪般落下。桌上水杯里插的大朵蔷薇花，有时在深夜会悄然衰落。不是风的缘故，而是花儿自己落下的，与天地的叹息一起落下。

可以认为，三井的死的场面的描写，特别是内中所蕴含的真情实感，与“散华”的文学意向共同沉浮，那是一种令人感伤的唯美境界。

对另一位在热田岛战死的三田，小说中用了“美丽的玉碎”和“成为护国之神”的溢美之词。盛赞之意较之三井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将自然之死与捐躯战火的两种不同的死亡方式，成功地统一于“散华”的语言意向之中，实现了对死亡境界的个性理解与阐释，达到了艺术效果的高度和谐统一。

一般说来，死于疾病与死于战场的两个年轻人的价值，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散华》却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小说倾向，这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焦点不是“玉碎”，而是着眼于灵魂慰藉的“散华”。这种理解，有理由成为我们解读这部作品时的一个出发点。

关于《散华》的创作动机，作家本人曾这样阐述到：

我绝不是想介绍以上那三封信，才着手写作小说《散华》的。从开始我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想表达我收到最后一封信时的感动。那是从北海派遣某某部队寄来的信，收到信时我并不知道那个部队正是守备热田岛的值得尊敬的部队。即便是知道热田岛，也无法预测到之后的玉碎。因此，接触到某某部队的名字时并没有特别吃惊。我是因三田君明信片上的文章而深受感动的。

《散华》讲述的是喜欢文学的三井、三田和作品中“我”的日常交往。三井的小说和三田的诗“总是被我评价得很差，至死也没被我表扬过”。在日本，生者大都对死者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三田战死之后，商量关于他的遗稿结集时，有人主张所有作品全部收入，“我”则坚持：“初期的作品不是那么好”加以反对。这一细节的描写，足见作家的文学标准与战争理念之间，有一条清楚的界限。从根本上说这也应该是文学家太宰治的人文立场的存在方式。

鸟居邦朗在《昭和十九年》中这样写道：“至少，两个人的死被作为等价的事物列在一起，这一点是确定的。作为美丽的死，二者是等价的，也就是说玉碎与病死之间没有差距。它的评价基准似乎与世俗的基准相距甚远。”［9］

根据堤重久的回忆［10］，三田这个人物是有原型可考的。而三井则应该是艺术创造的产物。北川透指出：“关于‘三井君’，并没有像‘三田君’那样具体地描写出生地、学历、样貌等，只是设定为一个以作家为志向的文学青年。”［6］恐怕“三井君”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太宰创作出来的人物。那么，在写“热田岛玉碎”的“三田君”战死时，有必要相对比地描写“三井君”的病死吗？所以，我试图触及“三井君平凡的死”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在太宰文学中的位置。

关于太宰治战争时期的文学倾向问题，渡部芳纪有过下述结论：与太宰治前期的作品完全不同的倾向——“质朴、单纯、正直”是战争时期太宰文学的特征，这个倾向随着战争的深刻化而更使太宰入迷。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评价最高的《富岳百景》（《文体》昭和14年2月～3月）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

与3 778米的富士山崇高地相对峙，毫不动摇，怎么说呢，就像是“神力草”，坚强地挺立在那里的月见草，太好了。对于富士山，月见草与之很相称①《富岳百景》的原文引自《太宰治全集第二卷》，筑摩書房，昭和60年5月。。

这段是论述《富岳百景》时常常被引用的文字，将日本的象征——富士山和月见草对比进行描写。能够看出这一时期的太宰文学，使用质朴的素材，想表现文学的“轻松”这一倾向。日本的象征——富士山和可以说是与之完全对立的存在——质朴的月见草，将二者相对比描写是《富岳百景》的一种创作方法。作品《散华》也有与其类似的构成。《散华》中“三井君”平凡的病死，是与“三田君”的“热田岛玉碎”形成鲜明对比的平凡的月见草那样的存在吧。如第一节中说明的，“热田岛的玉碎”是战争时期使国民感情高涨的日本精神的象征。从“我”对两人“死”的态度能够了解到太宰治的生死观，即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死，“人类最高的荣誉”都是“美丽的临终”，这是永远不变的。

《散华》与同时代流行的战争语言相去甚远，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可以说是战争时期太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1］［日］神谷忠孝，安藤宏編.太宰治全作品研究事典［M］.勉誠社，1995：113.

［2］［日］原田勝正.昭和の歴史別巻 昭和の世相［M］.小学館，1983：122.

［3］［日］朝日新聞夕刊，1943-06-02.

［4］［日］紅野謙介.書物の近代 ：メディアの文学史［M］.筑摩書房，1992：228.

［5］［日］日本読書新聞社雑誌年鑑編纂部編.昭和15年度雑誌界報（『雑誌年鑑昭和16年版』）［M］.日本読書新聞社，1941：21.

［6］［日］北川透.文学の一兵卒——太宰治「散華」について［J］.日本文学研究，1999（34）.

［7］［日］大東研究所編.アッツ島血風録［M］.山海堂出版部，1943.

［8］［日］山本地栄編.山崎軍神部隊［M］.朝日新聞社，1944.

［9］［日］国文学解釈と鑑賞（特集評伝太宰治），1993（6）：108-109.

［10］［日］堤重久.太宰治との七年間［M］.筑摩書房，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