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璐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知青作家写作时,无论是愤怒的控诉还是温情的怀念,抑或本着为知青及知青运动所正名的美好愿望,他们更多的是在一种宣泄心情下的刻意修改历史的创作。写作中没有表达出他们所经历的真实的“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各有特色的创作——或歌颂美丽,或揭露丑恶——不但没有互为旁证、确凿有力地描绘出当时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反而是在人物模式化、人性简单化、情节虚构化、历史扭曲化的过程中成为无法自圆其说的冲突和悖论。广大的知青群体和农民群体成为无言的“他者”,具有话语权力的写作者的文本在根据个人需要粉饰历史、选择性地遗忘历史之后,这些有意遮蔽真实的文本便不再具有伸张价值和警醒人性的重要意义。
“历史忘记了知青”,可是在知青作家的写作中,又何尝不是忘记了历史。梁晓声笔下被安排的悲壮的死亡已被多次诟病,知青群体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有几人能如此淡定从容、英勇豪迈?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留恋是人性的本能,作家放弃了对人性的考察和探寻,对个人的举步维艰的生存漠不关心,描述起所谓英勇的大历史却不惜力气,这不可能为后代还原一个真实历史,“愿我们的孩子们从中了解些当年的我们何以那样,以及今天的我们何以这样……”[1]的美丽愿望只会是一场空或者是对“我们的孩子”的欺骗。阿城描写兵团生活的《棋王》,“棋王”不悲不喜,淡然超脱,却完全超越了知青生活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