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
——以温州市龙湾区项氏、王氏、张氏家族为例

蔡克骄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
——以温州市龙湾区项氏、王氏、张氏家族为例

蔡克骄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明代温州地区士大夫的祠堂祭祖活动颇具特色。通过对《项乔集》《王叔果集》《张璁集》及相关族谱中有关祠堂祭祖活动的研究，揭示明代温州士大夫的“一本观”宗族观念和“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有助于对明代宗族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明代；温州；祠堂；祭祖；士大夫

关于明代宗族祠堂、祠庙祭祖问题，已有常建华《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赵华富《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赵克生《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等研究成果。已有研究成果展示了明代祠堂、祠庙祭祖的发展概况及制度变化，但多以徽州地区为例。

温州市龙湾区，明代属温州府永嘉县，位于东海之滨，唐宋以来在此设官营盐场，称永嘉场,有农田鱼盐之利，物产丰饶。宋明以来，人文汇萃，英才辈出。此地望族有七甲项氏、英桥王氏、普门张氏等。项乔，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历任同知、知府等职，官至广东参政。他在家设宗庙、订族约，敬宗收族，在地方宗族中有其典型性与代表性。明嘉靖间王澈，由举人官至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弟王激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一家二代三进士。而张氏一族，因嘉靖初“议大礼”而官居内阁首辅的张璁而大显。这三族都为士族，有文集、家乘传世，资料较为完备。本文以温州市龙湾区项氏、王氏、张氏家族为例，将明代温州祠堂祭祖活动的有关问题加以论述，有助于对明代宗族等问题的研究。

一、项氏、王氏祠堂考述

1.祠堂与祠田

祠堂作为祭祖场所，颇受宗族重视。明代温州建造或重修祠堂的家族增多，“今士庶人往往有建祠堂者，岁时致祭必于其所而不复迁正寝，盖以祠堂既为栖神，神必安之，故不复迁也。”[1]只要财力具备，宗族一般会建造祠堂。

许多明代温州祠堂是由宗族中的士大夫倡导出资建成的。如项氏祠堂，是由当时名流项乔倡议并出资而建成的。项乔（1493—1552年），字子迁，号瓯东，永嘉七甲（今龙湾区沙城镇）人，嘉靖八年进士，为官二十多年，以善政闻名。嘉靖十七年（1538年），丁母忧家居，倡建祠堂。项乔“厚施作倡”，其父“倒囊出物”，一族“罔不称有无以相助”，祠堂得以建成[2]534。项氏祠堂规模宏大，有中堂正间、东正室、西正室、东旁室、西旁室共五间[2]539，岿立通衢，负河面海，过者瞩目。县令李丕显为之题写匾额[2]534。王氏宗祠，由王叔果之父王澈倡导出资而建成。王澈（1473—1551年），字子明，号东厓，永嘉英桥里（今龙湾区永昌镇）人。明正德八年(1513年)乡举，选为礼部司务，历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武库司郎中、官至福建布政司左参议。嘉靖十三年（1534年）夫人潘氏卒于京邸，扶榇还乡，不久，父母相继去世，服阕，致士在家。因族姓繁衍，欲行宗法，“乃酌先儒议，于始祖万十一公墓右建宗祠……费约千金，皆捐私帑，不以一钱敛之族人。”[3]355祠堂规模大，“中堂凡三楹，旁有两厅，左右廊庑环列，以为会馂食之所，约可容千人。”祠堂之外有仪门、石坊，题曰“王氏宗祠”[3]444。

项氏、王氏家族的祠堂祭祖主要都是祭祀始迁祖的。项氏始迁祖文三府君名璧，由青田徙永嘉场七甲，至立祠堂的项乔凡六代一百八十余年。项乔《初立祠堂记》曰：“是祠之祭宜自乔行小宗孙为始，然上祀世一、知足、直庵、真率府君，已及五世而斩之数矣。今中堂列始祖文三府君、汪氏安人神主者，推真率诸府君之心，以致水木本源之义也。古人一饮食，必祭先代始为之者，新立祠不及始祖，于情何安？”[2]534因此，项氏祠堂是这样安排的：“祀始祖于中，而左祔诚庵，右祔真率，又左祔守庵者，推始祖之心以致萃族之仁，亦以二府君之子孙如明、如守辈亦各助力其间也。诚庵长房子孙世祔递迁于左堂，与真率子孙同，而守安不世祔者，敬宗之义也。祠主五世服尽，则祧之而埋于墓；惟文三、诚庵、真率、守庵、良三五位府君，仍立牌位而世享者。项氏虽异派，无非五府君子孙，必如此，庶不失今日立祠之情而永萃一族之涣，以共守圣训于无穷也。”[2]534王澈《王氏族约》曰：“宗祠之立，盖以义起者也。故祀我先祖考万十一翁者，所以报本始萃，合宗人也。奉高祖考樵云翁，及始封溪桥翁配食者，所以崇德报功，启佑后人也。配食惟立牌，不设主者，酌礼之宜也。”[4]王氏始迁祖万十一翁名惠，字振卿，元季自台州宁溪迁往永嘉英桥，三传至樵云翁（即王澈之高祖），溪桥翁是澈之父[3]346。“两公之配，盖以功德然。”[3]444

祠堂建成后，还需要有祠田，否则岁时祭祀就难以应付。项氏家族的祠田由族人量力而捐出，由通族轮管，不由本派子孙专管。《项氏家训》曰：“予（乔）陆续拨置民田十亩与通族，每岁轮房收租以供祭祠之用。不许予派子孙专管擅易。……知足府君五子复斋伯父等，出知足所遗民田二亩，良三府君长子伯山伯父出续置民田二亩，慎独叔祖出自置田一亩，世正叔出自置田一亩，俱照例与通族轮管，以供备祭、修祠等用，不许本派子孙专管擅易。”[2]518而王氏家族初立祠堂时，“岁时祠祭割田为常需，惟丰惟恪”[3]355。而后立《王氏族约》规定：“凡子孙揆置祭田，其字号步亩勒石于祠，俾令世守。有贾鬻者以不孝论。凡祭田，子孙轮年征租办祭，其品物悉遵文公《家礼》，务在充备精洁。有不蠲者，司祀纪过议罚。”[4]

祠堂和祠田建成后还需要族内人去管理。祠堂一般由从族中选出的祠仆来做打扫等日常事务，有时祠仆可获得祠堂前的小空地或其它好处，但管理责任也很重大。《项氏家训》规定：“用族人守祠，祠前隙地任其治生，本是体念祖宗之意，守者须是相体，每日于门内外打扫洁净。遇朔望祭期、忌日，先入中堂，两间一并打扫，及烧香烛、点茶。事毕，谨防火烛。祠前不许安顿柴草、盐箩及轻放闲杂人出入混亵。”[2]523同时又规定：“不鬻祭器，不假祭器。”[2]527祠堂所置桌椅长凳、瓷器盘碗等物，“非祭，虽各亲房亦不许假以私用。如私假与之，失一当令赔十，族众仍以不肖子孙呼之。如假者不告，敢欺守祠者昏懦，径取以私用，此当以窃盗论，亦当责守者鸣鼓攻之，仍令盗者赔补不恕。”[2]527

祠田一般按一定方法由族人耕种，然后收取地租。《项氏家训》规定：“逐年所收祠租须及期收完，请族长囤封明白，至交青得价粜银，不许先期收银及至蹉过。若视为常事，任其拖欠，视为公物，苟且侵欺，此尤不肖子孙也，族长、正责令赔价，毋得姑息。”“种祠田者若还租不依时候，并斗勾不公，数目不足，痴面厚颜讨饶，不啻乞丐，使值年者不敢言而敢怒，尤为不肖子孙也。”[2]527

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处理族内重大事务的地方，具备多方面的功能。不许入祠陪祭是对违反族约的家族成员的一种惩罚手段。如《项氏家训》有多条“不许入祠陪祭”的规定：与微贱人家结亲的；其妇有长舌离间骨肉、吵邻骂舍者，每季以纵容恶妻附过，三年仍不改的；子孙为僧为道，或异姓入继，或来历不明者，生不许入祠，死不许入谱，等等[2]518-523。

2.祭期、主祭与程序

关于祭期，古人有四时之祭，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明代温州祭祀的日期主要有元旦、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等时节。鉴于祭期频繁、形式多样，精力、财力的多寡不同，各族的做法也有不同。

项乔《祠祭论》指出：“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朱子谓：‘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行之，财力可及者当如仪行四时之礼，则四时之礼亦当剂量行之，不可执泥者也。”何况子孙或为官、或经商远处各方，如“岁使一祭焉，当不召而自来。必使与四时之举，虽贤者亦有所妨碍而不得与，况未必皆贤乎？”[2]537-538据此，《项氏家训》规定：“每岁凡元旦、初三日各祭其所在高曾祖祢，而请始祖为之主；其冬至祭始祖，则惟始祖妣二位而已。其清明祭于墓，端午、重阳俱止荐于祠。惟七月中元，则迁其高曾祖祢之主而各祭于小宗子之家。”并认为此与古礼未必尽合，但“酌以时宜未为不中，参之情义不为不顺”，似为永远可行[2]538。王氏家族也变通古制：“其祭以立春行之，馀三时则荐。……凡三时荐，以端午、仲秋、冬至行之，如家礼之。”[4]

项氏、王氏祠堂祭祖都由宗子主祭。项氏立祠之初，曾为由谁主祭有过争论。项氏祠堂的创建，以项乔高祖真率府君子孙出力为多，“祠之立实为真率、直庵府君”,但项氏祠堂建成后，大宗子乔亮（明）却提出：“吾大宗子也，岂有祀始祖不及其长子长孙乎？”[2]535欲挟诚庵三世神主先入之，并力争主祀，众人多不敬服。纷争之下，项乔考虑到“本为合族而先构争”不是本意，况且亮年老无子，待其去后，再作变通。于是决定“祠虽为小宗而立，礼当以大宗为重。凡祭，大宗子明主始祖之祀，以诚庵及良三府君以上配，小宗子权不得而专也。明伯老而无子矣，其后小宗子权主真率诸府君之祀，而上祀文三府君，以诚庵、守庵、及良三府君以下配，递迁而世主之。”[2]534并立石而息纷争：“亮姑主祀事，终亮之身，当以小宗子权世主之。”[2]538岂料项亮去世，大宗绝后，阖族尊幼又有“以孽代宗”之说，而不愿宗权。项乔考虑：“必大宗小宗两全而不废，庶足以杜后争耳”,便以亮弟基之子僿为亮后，以奉始祖，族议遂平。同时并约定“如僿又无子，以亮弟朗之子遇世主之。在文三府君当为百世不迁之祖，则大宗子一派非恶逆，虽贫贱孤苦，阖族百世当宗之而不可易。非概无子，不当议立别派小宗子为子也。”[2]538为此，项乔还专门作《祠祭论》论之。英桥王氏祠堂主祭人，也不是发起并出资建祠堂的王澈子孙。《王氏族约》祠仪规定：“主人以下皆跪，读祝。词曰：维年月朔日，世孙某敢昭告于先祖考万十一府君，先祖妣陈氏安人，今以立春，生物之始，追惟报本，礼不敢忘。谨以洁牲庻品，秶盛醴齐，祇荐岁事，奉高祖考樵云府君，高祖妣谢氏安人，先叔考通政溪桥府君，先叔妣张氏恭人配，尚飨。”[4]此处“世孙某”称溪桥府君为“先叔考”，可知王氏主祭人是宗子。

祠堂祭祖之程序，项、王两族大致相同。祭前三日，宗子率司礼至祠堂告祭期，祭首应通族告之，“持斋戒牌逐房通报”，届时有祭祀资格的家族成员一齐进入祠堂，有经商在外的、官事在身的或有疾病不能参与的需提前一天请假。入祠需“俱盛服趋事”，“尊长具纱帽、圆领、头巾、上盖、靴袜，亵衣小帽及各项云巾不许入”[2]521。祭前一日，祭首设位，陈器具馔。祭之日，值年者黎明鸣鼓三通，长幼各盛服次于左右堂及两庑，俟众集后，司鼓鸣鼓七声，各就位行礼。一般仪式有：出主、参神、行初献礼、读祝词、行亚献礼、行终献礼、告利成、辞神、纳主。礼毕读宗训。

二、张氏祠庙考述

张氏的祠堂祭祖，与项、王两族尚有不同之处。嘉靖间张氏家族出了内阁大学士张璁，册封一品，明世宗又追赠其曾祖以下三代皆获一品官，赐建家庙。张璁曾祖已为四派支子，张璁本人又排行第四，按礼未能参与祭事。对此，张璁大发感叹：“夫士庶人尚得祭及高、曾、祖、祢，而官至一品者已先无高祖之庙，岂礼制所宜乎？孝子慈孙追远之心，其何以自尽乎？”[5]419

张氏始迁祖张敬(宗)，号慎庵，宋乾道年间自福建赤岸迁永嘉，至张璁已六传。高祖介庵君名兴（正），曾祖简庵君名转宝，祖拭庵君名敏，父守庵君名昇。其大宗祠堂创建的情况限于资料不足，现在难以知晓。清道光年间张氏裔孙张铭《普门张氏闻知录》称其祠建于嘉靖初年，在普门堂东，由张璁从兄宗子珊所建。据《张璁集》中《祠堂议》《家庙议》《祭始祖文》等材料看，该祠堂所建也应是张璁着力为之。

张璁《祠堂议》曰：“凡今之有志于报本返始，立祠堂以祀其先者，必首立大宗，以见本之所以一也；又必各立小宗，以见支之所由分也。庶几礼明义尽，而宗法亦于是乎在矣。慨自始迁祖迄孚敬，世凡六传，成立子姓，无虑百余人。大宗之祠乃置无闻。岂以宗子嫡孙世业弗振，因循而莫之为欤？抑以支庶各以小宗事其祖祢，无有知反本而衰益之者欤？於乎！兹其小事也邪？凡吾同姓可不知所愧哉！知所念哉！夫天之生豪杰也不数，几能无所待而兴者？孚敬菲薄，有志未能，故识之深有望于将来云。”[5]416张璁《祠堂议》未知所作年月，但从“夫天之生豪杰也不数，几能无所待而兴者”的发问和其自称“孚敬”来看，应是在张璁发迹得宠之后，他想要建家庙，又不得不考虑先建大宗祠堂，但此事按礼又不容由他出面，所以作《祠堂议》。

嘉靖七年（1528年），张璁领衔撰修的《明伦大典》完成，明世宗手敕吏部加迁张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复赐其三代诰命，荫一子为中书舍人”[5]103。按制度，张璁有了建家庙的资格，但要建家庙，需先建大宗祠堂。因此，张璁有了建祠、建庙之思：“孚敬窃思家世业农，未尝有人仕籍，兹荷蒙圣天子厚恩，自曾祖以下三代皆获赠一品官矣。自揣微劣，实赖祖宗积德所致也。奈本支衰微者不能为礼，世代短促又各自为宗。孚敬方有事于高祖，而介庵君之主亦既祧矣，无庙矣；方推赠于曾祖，而简庵君之主亦既祧矣，无庙矣。夫士庶人尚得祭及高、曾、祖、祢，而官至一品者已先无高祖之庙，岂礼制之所宜乎？孝子慈孙追远之心，其何以自尽乎？”[5]418-419

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张璁被罢免，自京携眷回温州，因“祖庐三五间，莫蔽风雨”，就规划在瑶溪山中贞义书院旁筑房舍，准备阖家居之。房舍尚未建成，十一月，明世宗遣使奉敕书命其返朝复任。过了年后，正月十八日，自温州启程赴京，仍入阁为首辅。嘉靖十一年（1532年）八月，张璁再次被罢免，得赐命南归，时书院旁房舍已成。其子逊业曰：“今所居定矣，祠庙其可缓乎？”[5]451建祠庙之议，被提到日程。祠庙方在规划，复任的诏书又到，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三月再次举家赴京，建祠庙之事又搁置下来。

张璁《家庙议》曰：“去家居十里许，地名瑶溪，孚敬家食时尝建书院一区，荷蒙圣天子特恩，敕建敬一亭及鼎新书院。因家居焉，示子孙世守之也。乃于其东，仿朱子祠堂制创家庙，共为五龛，中祀始迁祖，高、曾、祖、祢左右依次而奉安焉。”[5]419家庙成，作此议以告宗人。此《家庙议》所作时间，当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之后。此为“张氏一品家庙”的最初所在处。

嘉靖十三年（1534年），张璁在郡城松台山下大建府第，上书请赐楼座额名，文曰：“兹于郡城中得善地一区，谨更建楼座，尊藏圣制，以图永久。伏乞皇上光赐额名，俾子孙世守之。”[5]231当年十月，明世宗赐楼名“宝纶”。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张璁以病乞休归里，仍居瑶溪山中。嘉靖十六年（1537年）五月，张璁又“奏谢敕建宝纶楼”[6]。是年底郡城府第建成，不久张璁即移家居之。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张璁病逝，谥号文忠，赠太师，“敕葬凤岙，敕建家庙，有司春秋致祭”[7]。敕建的“一品家庙”在郡城张府宅第东侧，据《嘉靖温州府志》记载，有明世宗手书“恩荣一品家庙”匾额。

又据张铭《普门张氏闻知录》引《家庙考》：“我族自罗山公荷国厚恩，即大宗旧址特建一品家庙。嘉靖戊午（1558年），倭犯吾乡，家庙毁。至万历间，七世祖涷江公绾，抗言大中丞胡公宗宪，檄邑大夫发帑银新之，因改迁于沧湖之东岸。”[8]及引《张氏族约》：“吾张氏家庙（族约作吾宗祠），参酌古今之礼，祀始迁祖慎庵公，配以二世祖介庵公，又配以三世祖讷庵公，少师简庵公，木庵公，以其为张氏各派（族约作三派）子姓之所宗也。若太师文忠公之主立家庙（族约作宗祠），其显秩丰功，实又光宠万世，族人自不能遗。以上所配，情理各当，永宜遵守。”[8]《张氏族约》的作者张纯为张璁的侄儿，嘉靖时人，与上引“涷江公绾”同为七世祖。作《张氏族约》时，张璁之神主已立于宗祠。据此，在张璁去世后不久，宗祠与家庙已合而为一，后世便以“一品家庙”称之。

“一品家庙”，嘉靖戊午毁于倭患；万历间改迁沧湖东岸；清顺治间迁界再毁；康熙间旧址重构。如今“一品家庙”的匾额仍悬于张氏祖祠中堂内。

三、祠堂祭祖所折射的社会观念

1.“一本观”的宗族观念

在宗族观念上，明代温州士大夫常把宗族比作树木或流水，木有根，水有源，要求族人尊祖敬宗，知其同一本根、同一源流，避免本枝紊乱、源流混淆。“一本观”为敬宗收族、订家训、修族约、建祠堂、筑城堡，立私塾、置义田等宗族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项氏、王氏、张氏家族倡议立祠的都是小宗，然而，他们都有很强的“一本观”。项乔立祠堂，其本意实为立小宗祠。《项氏家训》曰：“祠之祭宜由乔行小宗孙为始。然上祀世一、知足、直庵、真率府君，已及五世而斩之数矣。今中堂列始祖文三府君、汪氏安人神主者，推真率诸府君之心，以致水木本源之义也。”[2]534宗祠上祀始迁祖，仿大宗之意行之，使宗子主祭，使阖族之人世共祭之，目的就是“重本始、萃族属而训敦睦也”[2]537。《王氏族约》曰：“宗祠之立，盖以义起者也。故祀我先祖考万十一翁者，所以报本始萃，合宗人也。”[4]张璁《祠堂议》曰：“凡今之有志于报本返始，立祠堂以祀其先者，必首立大宗，以见本之所以一也。”[5]416

有了“一本观”，宗族内部对宗子、支子的名分地位就有了严格的规定。《项氏家训》曰：“尊祖故敬宗，宗子有君道，支子不得轻与之抗礼也。然宗也者，亦以其有德行可宗也。”“若宗子贤，即立宗子为族长，宗子不称，别立族长，宗子只主祭祀。”[2]516《王氏族约》曰：“宗子上承祖考，下统宗祊，有君道焉，族人皆当敬而宗之。凡有事于宗庙，必与闻而后行。为宗子者，尤宜以礼自检，使可为一家之则。有失则，司礼匡而正之。如甚不肖，则遵横渠张子之说，择立其次贤者。”[4]

2.“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

在宗族具体事务的处理上，有些明代温州家族并不拘泥于之前固有的宗族礼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项氏、王氏、张氏家族持“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在不与礼法基本思想相悖的基础上，也重视情、义、功、德。项氏祠堂建立后，存在大小宗之争，项乔立祠堂，却不是大宗一支，大宗子乔亮开始时力争主祀，众人多不敬服，说明当时人们在宗族观念上已讲究功德。项乔提出了自己对大小宗的认识：“尊祖故敬宗，宗子有君道，支子不得轻与之抗礼也。然宗也者，亦以其有德行可宗也。若持其尊大，全无礼法，全无义气，是为鬼神所不享，人将捕食其馀。在昔横渠曾有立贤之议，此礼可以义起，为大小宗子者不可不自爱也。”[2]516士庶之家祭祀始迁祖、先祖不合古礼制，王氏祠堂之立，便是“礼以义起”的变通之举。王叔果《请记宗祠状》曰：“果家旧祀始基祖，权于四龛之外，仍加一龛。然嫌与五庙之制略相似，于是八世孙某乃咨议曰‘古人虽远祖不废墓祭，吾家祖墓在西门洋，与族居密迩，其旁多旷地可祀，请以义起。’佥议既同，遂就墓之右侧，特建宗祠。”又曰：“盖樵云翁树德贻谋，我宗之昌爰自启佑；溪桥翁有隐德以予贵，两膺奉诰，德泽著在，乡邦里人载之祀于社。两公之配，盖以功德然。”[3]444远祖可以墓祭，便把祠堂建在墓侧，解决了僭越之嫌。立祠者是小宗子，便把本派有功有德的祖宗立为配食者。张璁以支子建家庙、祀始迁祖，为免人非议，特作《家庙议》一文，先考古庙制、宗法制，再论魏晋以降的变迁，参以诸儒注疏之说和古今异宜、礼缘人情的道理，后辩之曰：“或曰：‘支子不祭，得无有僭乎？非宗法乎？’孚敬曰：‘古者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可见推恩之典，未尝有也。今子为大夫者，祖、父三代皆如其官矣，焉有恩推及三代而自不得以其禄祭其祖者乎！是非独不足以尽追远报本之情，亦非所以荣朝廷之恩命矣。是固可以义起者也，今一品家庙之建，诚有不容以不建也。’或又曰：‘子赠及三代为一品官矣，祀三代宜也，又推及高祖、始迁祖何也？’孚敬曰：‘赠及三代，朝廷礼制所拘，因之而不祭高祖则非矣。为子孙者，又专可择其祖考而祭之。’”[5]419并且感叹曰：“呜呼！知我者其为此家庙乎！不知我者其为此家庙乎！”[5]419在“礼以义起”宗教改革观中，君恩和人情成了阐述的主要理由。

明代温州士大夫家族立祠堂祭祖已经较为普遍，士大夫在这一活动中，不仅出钱出力，还出谋划策，通过族约家训，辨析古今异宜，协调各种关系，既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又获得萃族敦睦的效果，是凝聚血缘团体的一种重要手段。

[1]浙南谱牒文献[M].郑笑笑，潘猛补，编.香港:香港出版社，2003:163.

[2]项乔.项乔集[M].方长山，魏得良，点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3]王叔果.王叔果集[M].蔡克骄，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9.

[4]王澈.王氏族约[M]//王叔果，补.王氏家录，温州市图书馆藏本.

[5]张璁.张璁集[M].2版.张宪文，校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6]张宪文，张卫中.张璁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5.

[7]冯坚.张璁年谱及其同时代的人和事[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出版社，1999:200.

[8]张铭.普门张氏闻知录[M].温州市图书馆藏本，1846(道光二十六年).

[责任编辑：陈增杰]

On Wenzhou Ancestor Worship in Ancestral Temples in the M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Xiang, Wang and Zhang Family of Longwan in Wenzhou

CAI Kejiao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Wenzhou scholar-bureaucrats’ ancestor worship in ancestral temples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its own characters. A research made on the ancestor worship in ancestral temples through Xiang Qiao Ji, Wang Shu Guo Ji, Zhang Cong Ji and the relevant genealogies reveals the clan concept of “Yi Ben Guan” and the clan reform concept of “Li Yi Yi Qi” of Wenzhou scholar-bureaucrat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at will benefit the further study on issues of the clan in the M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Wenzhou; Ancestral temples; Ancestor Worship; Scholar-bureaucrat

K892.27

A

1671-4326(2012)03-0013-05

2011-12-21

蔡克骄（1954—），男，浙江温州人，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