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丹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女性’,既是一个实有的群体,又是一种精神立场,既是一种社会力量,又是一种文化力量,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她历史地注定要做父系社会以来一切专制秩序的解构人。”[1]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主义的先驱波伏娃就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在波伏娃看来,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女性在历史中沉默了数千年,但终将以一种华丽的姿态浮出历史地表。
20世纪初,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人的解放”,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思潮也慢慢活跃起来。庐隐、冰心、凌淑华、冯沅君等一批女作家突破男权中心的藩篱,第一次以群体规模出现于历史舞台,用手中的笔,书写女性心灵深处“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的心声。随后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作家,把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高度。她们对爱情婚姻的理想、对性爱的追求与表现、对自身的审视和强烈的自我意识都开启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智慧之门。
20世纪末女性写作的兴起,是新旧文化、东西文明碰撞的结果,也是因为转型期社会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给予了女性更多的“言说”空间。本文所要讨论的七十年代女性写作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中引人注目也颇受争议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