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聊斋志异》的悲剧色彩

2012-08-15 00:42管文茜
文教资料 2012年33期
关键词:聊斋封三蒲松龄

管文茜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了近500篇小说,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超乎想象。或描摹情爱纠葛,或披露科举黑暗,或乐道名士风流,或同情百姓疾苦,世间百态,鬼神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主题各异、题材不一的小说中,总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充斥着悲剧色彩,不仅有直接揭露苦难的血淋淋的悲剧,更有众多隐藏在美满结局下的淡淡缺憾。故《聊斋志异遗稿·跋二》中说:“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

《聊斋》的悲剧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时代大环境和作者蒲松龄自身的境遇。外界复杂的矛盾、作者特殊的遭遇,影响着《聊斋》的思想和创作,所以这部作品既是时代矛盾的缩影,又是作者心灵的寄托。

明末清初,一个社会动乱的年代,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清军的烧杀抢掠,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直到康熙年间,农业生产才逐步恢复,然而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经济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此外,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也很尖锐。在官方程朱理学的统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下,思想发展遭到重重禁锢。虽然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进步思想仍在悄悄蔓延,但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遭到全面打压,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思想牢不可破,明末曾盛极一时的市民文学也遇到了挫折。故有人将此总结为一种倒退的现象:“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异。……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再没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异的重要杰作。”[1]

除了社会背景之外,蒲松龄本人的遭际也充满了悲情色彩。他经历了家道中落的落寞,屡试不第的失意,大半生穷愁潦倒,看尽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人性世情的不堪。长久以来郁积于心的痛苦、愤懑,正需要一个途径来抒发,饱经沧桑的心灵也正需要一段花妖狐魅的传奇来安慰。他曾写过:“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2],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写作此书只是一种借酒消愁的手段而已。然而这种寄托也仅仅是纸上的发泄,一时快意之后,余下的仍是深沉的悲凉,就如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若此,亦足悲矣! ”[3]所以,在《聊斋》故事中,悲伤的基调萦绕不去,“在曲折离奇的鬼狐假想中具有某种感伤意绪”[4]。

《聊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直接叙述悲剧,塑造了许多充满悲情色彩的男女主人公,如《窦女》中被欺辱抛弃的窦女、《田七郎》中为报义而献身的田七郎、《商三官》中先报仇后自刭的商三官……主人公的命运往往坎坷艰难,美好生命的毁灭或可贵灵魂的陨落使得这些故事更加沉重。

知识分子的悲剧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控诉,满腔悲愤常常跃然笔端,《叶生》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主人公淮阳叶生,虽有冠世之才,却铩羽落榜。遭到打击的叶生“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后重病不起。除去历来文人骚客普遍的失意之痛,叶生的悲剧还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独特的悲剧在于他过人的痴迷和执着,使他病死而不自知,仍寄心于官场。等他终于衣锦还乡,妻子却惊骇躲避,最终他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叶生苦苦挣扎的一生,所有的不甘、奋斗、呕心沥血,以及那唾手可得的富贵前程,都归于尘土,消散于一场虚幻之中了。生命的消亡与灵魂的执着,拉扯出这种可悲、可怜,甚至可怕的精神状态,虽然是艺术的想象和夸张,但根源却离不开科举制度对文人精神的极大摧残。沉沦于此的人又何止叶生,“古今痛哭之人”,数都数不尽。因而叶生悲剧的特殊性,最后也只能归结为这种普遍的精神摧残极端化的产物。

社会黑暗,统治腐败带给底层人民的苦难,则要更复杂一些。《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因弄死了蟋蟀而投井,夫妻二人“抢呼欲绝……相对嘿然,不复聊赖”,然而稍后想到没办法交差,成名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最终儿子化身为蟋蟀,成名得以交差。故事的结局虽然写成子精神恢复,成家也因祸得福,富贵满门,“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但如此结局亦不能掩饰这个彻底的悲剧,仅可以视为一种善意的安慰,或是一种讽刺。天子一时兴起的小小玩物,却令寻常百姓受尽折磨,苍苍烝民,命如草芥。而下层人民被夺去的,不仅是不值钱的小命,还有人之为人的尊严、本性。这桩悲剧的复杂在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在外界极端的压力之下,最可靠的亲情也为之变质。成名并非对儿子无情,实在是因为官差的逼迫让他不堪忍受,一开始上交的蟋蟀不合格,他就被抓起来,“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然”,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蟋蟀,关系着一家的命运,却被年幼的儿子弄死,接踵而来的打击让他濒临崩溃。天子重玩物而轻黎民,是社稷之悲;父亲重蟋蟀而轻其子,是人性之悲,这才是悲痛最深之处。

通过上述两个故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蒲松龄在悲剧创作中别具匠心,不落窠臼,悲剧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富张力的表现。《公孙九娘》的故事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公孙九娘是于七案中受到冤屈牵连的女子,她最初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当时的场景宛如人间地狱,“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这样一个悲情的女子,背负着血泪怨仇,“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悲剧的氛围愈发浓厚。即使莱阳生与她相恋,九娘的故事也没有一丝欢愉的迹象。最终人鬼殊途,永不相见,却只缘一场误会。莱阳生答应九娘为她收骨归葬,然而一时疏忽竟“忘问志表”,苦寻不得,“叹恨而返”。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九娘不再信任莱阳生,最后竟不愿相见,“湮然灭矣”。如此结局,让人唏嘘不已,没有外界的阻挠,只怪莱阳生的疏忽和九娘的固执,只怪命运弄人,世事无常。文末异史氏也大呼冤枉,说恨不能掏心相示,但人生的无常就蕴育在诸如此类的误会、错过之中。全文明显有两重悲剧,一是夺去了九娘的生命,二是毁灭了宝贵的爱情。九娘死后,灵魂亦不得慰藉,使读者们普遍的心理期待落了空。此外,全文笼罩在一片神秘、朦胧的气氛中,形成全篇哀艳凄绝的艺术风格。

《聊斋》中另一类带有悲剧色彩的小说,不及上述作品刻画悲剧的笔力深重,大部分都有相对美满的结局。但是,《聊斋》的“悲以深”却少不了这一部分,它们大多是一种非自觉的深刻的感伤,有些甚至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却往往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和嗟叹。

有的故事留下不完整的爱情。《小翠》中聪慧又善谑的狐女小翠,怀着报恩之心,嫁与痴傻公子,并帮助夫家事事顺遂,然只因打破玉瓶,不堪辱骂,与公子分别。面对公子相思成疾的痴情,小翠也非无动于衷,但无论夫家如何劝解,她依然“峻辞不可”。为了公子接下来的人生,她变化容貌,预先变成公子将娶的新人模样。最后公子与新人生活幸福,亦可借新人的笑貌一慰相思,不再痛苦欲死。故事了结,小翠为了尊严,毅然拒绝了重修旧好的机会,看似绝情;而她为了公子易容成新人之貌,这样的举动实则情深意重,世间少有。世俗矛盾造成的别离之殇,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最后只留模糊的思念。然而不可弥补的遗憾,造就了全文褪不去的悲剧色彩。

有的故事则显露出人性的不完善,在两篇涉及同性恋情的小说《封三娘》和《黄九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品既描述了真情的美好,也暴露了人性狭隘自私的另一面。《封三娘》中,范十一娘邂逅狐女封三娘,两位绝色女子,大相爱悦,依依不舍。后来封三娘倾其所能,帮助范十一娘与孟生结成伉俪,为她安排好归宿。此时范却为了留住封三娘,与丈夫暗暗谋划,劝她饮酒,醉后,让孟生潜入污之,想达成共事一夫的愿望。封三娘醒来之后,说出真实身份,与范永久别离,不再出现。范十一娘虽得如意郎君,却永远失去了一生最爱;封三娘真心付出,却不提防被爱人所设计。丑陋的私欲最终还是将这段纯洁无瑕的感情污染了。《黄九郎》则写何生迷恋狐男九郎的故事,从一见钟情,到相思成疾,再到两情相悦。然而厮守愈久何生身体日益虚弱,乃至命归黄泉,九郎悲痛不已。故事至此,是一段美丽哀婉的人狐奇恋。而何生竟然借尸还魂,以太史公的身份回到人世,这本来是一桩美事,但经历了由“生”到“公”的社会地位转变,原来那个愿为爱而死的何生已不复在。为了对付仇家,何生竟向抚公献上九郎,使其与九郎 “动息不相离;侍妾十余,视同尘土”,过了半年,抚公病死,九郎得其大量财产,生活富贵,“舆马甚都”。结局看似皆大欢喜,惩治了恶人,伸张了正义。然而全文前半部分所描绘的爱情不知不觉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利用。

有的故事则展示了自然天性的消亡,《婴宁》便是最鲜活的例子。爱笑的婴宁在逐步世俗化的过程中改变了,那个狐生鬼养,无拘无束的天真女子,要学着如何在人类社会立身,要学会当一个妻子、一个媳妇,甚至一个母亲。终于在邻人的事件之后,她不再笑了,“虽故逗,亦终不笑”,被同化为世俗认可的合格女性。虽然故事结局美满,夫妻恩爱,生子大有母风,但婴宁的变化还是给人无限的遗憾。自然的女儿,岂是作态的“解语花”可以相比的?而世俗泯灭天性,这是一个必然的成长过程,是人类面对社会长久以来习惯了的妥协和退让。这个命题远远超过了文本的容量,从中可以提炼出更深刻的悲剧内涵。

《聊斋》中的悲剧性小说,或是刻意塑造,或是无心之笔,它们起于作者的一腔孤愤,却远远超越了作者和时代的限制,带给了读者非同凡响的审美感受。两种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悲剧性故事,一是痛彻心扉的悲愤,一是怅然若失的感伤,一“显”一“隐”,相较之下,前者更具悲剧效果,后者则胜在余味深长。《聊斋》中悲剧色彩的营造,为作品在虚妄和现实间构筑起了相通的桥梁,给后世读者以无穷的震撼和想象。

[1]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51.

[2]蒲松龄.聊斋诗集·得家书感赋,即呈孔集、树百两道翁.

[3]蒲松龄著.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下文所引《聊斋》原文如不标明,皆出于此)

[4]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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