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论析

刘廷富

（四川省宣汉中学，四川 宣汉 636150）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从隋代至清末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管理与政治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科举制在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正式废除以来的百余年间一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关注，至今仍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笔者试图通过对科举制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积极、消极因素的揭示，探讨其对中国当代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发展概说

选举制度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之一，既要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使统治集团后继有人，又要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才资源，照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使政治、经济利益分配大致平衡，不至于引起社会骚动。在封建时代，执行哪种选举制度，是以能否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前提的。

先秦时代，据说是“乡举里选”，但那时的制度多被后代儒家美化。汉代实行郡国察举制，实则是一种保送制，往往名不副实，当时民谣即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讥讽。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将人分为“九品”，品评人物只看门第出身，并不看重实际才能。选官的权力由“著姓士族”控制，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左思曾愤激地写道：“士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九品中正制”妨碍了小地主阶级的进身之路，引起他们强烈反对，不利于封建中央集权。到隋朝，士族地主失去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庶族地主和寒门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治的程度，于是隋文帝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加快官吏选拔制度改革步伐，废除九品官人法及中正制，改行开科考试取士。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设进士科，以文学取士，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创立。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与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它以士人自由报名这种相对开放的姿态，以考试这种相对公平的形式，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

唐代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与确立。考生资格、考试科目与内容、考试形式及录取、入仕都有具体的规定与要求。唐代科举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中的进士科最为崇贵，对人才考察也较为全面，以至于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到宋代，统治者更加认识到科举制是使天下人才整齐划一的好方法，于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完善了科举制。第一是确立三级考试制度，府试、省试外增加殿试，殿试合格者，被称为“天子门生”，以示“恩从君出”；第二是废除吏部选试，实行“及第拜官”，优待进士；第三是废除推荐法，严格考试管理，实行锁院、糊名、誊录制度，加强对考试环节的规范管理，使考试更具公平竞争的特点；第四是制定“三舍法”，将学校考试、考试制度与科举制结合起来；第五是设立词科，考查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与知识结构。有人说：“北宋是中国科举史上所可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

明清是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代。明太祖朱元璋将牛鞭化成的权杖痛施于文人，文人们却比耕牛还要服帖。他深知天下读书人的共性是“意在富贵”，于是加强思想钳制，规定士人只能学习钦定的《四书》《五经》，这是文人的教科书，考试的试题库和标准答案。同时考场科条越来越严，考试内容越来越窄，试卷格式越来越固定，科场作弊越来越巧妙。至此科举制从内容到形式都走进了死胡同。这种内容上的规范化和形式上的程式化，使科举制最终走向极端封闭和衰败。到清末，科举制的弊端与危害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要求废除科举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代之以新兴的学校制度。自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二、科举制度优劣评述

自唐宋迄明清，科举制一直是封建政府采用的主要选官方式，有其合理性与进步性。

第一，与察举制相比，科举制用客观的考试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与国家政治，具有较大的客观公正性。察举制则人为因素十分严重，人才由官员推选，其弊端不难从“文革”“推荐制”看出。

第二，科举制破除了由贵族权要和地方名门大族一手包揽荐举人才事务的传统，力求凭才取士，增加了贫寒士人进入仕途的机会，使其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不拘门第、优胜劣汰的形象。像宋代吕蒙正、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孤寒之士就是靠真才实学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他们苦读不辍，终成名臣，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楷模，这对稳定封建统治有着极大的作用。

第三，科举制强化封建皇权，有利于封建统治稳定。国家公开设科招考，大大放宽应试者的范围，多少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些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了下层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对立、阶级矛盾。于是通过考试博取名声和官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一大目的。宋真宗曾写过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不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不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此劝导下，“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苏轼语）。读书人埋头攻取科名，最大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常科长开，制科频设；有了这种心理，反对现政权的冲动自然会消解，而天下英雄也确如统治者所愿“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语）。

第四，科举制的科举取士，促进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宋元强在《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一文中指出：“一定程度上的均等竞争，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发现，在清代114名状元中家世可查考明白的57名状元中，出身官僚的占51﹪，出身平民的占49﹪，平民子弟入仕人数几近一半。这表明科举取士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有利于地主阶级内部更新，有利于组建强有力的统治阶层。

第五，科举制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有人断言“科举制度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995年第8期《探索与争鸣》）。曾长期主管国家考试中心工作的杨学为认为：“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剔除了科举考试的陈腐内容与僵化形式，使之适应维新的需要，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胡果文在《清代科举略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一文里指出，当前所实行的干部委任制，存在着以往察举制的某些流弊，力主借鉴科举选拔人才的方法，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任用制度的新模式。此外，中国科举制度对周边国家朝鲜、越南和西方文官制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科举制积重难返，完全成为禁锢人的思想、限制科学发展的工具，阻碍了我国社会形式的进化，极大地延缓了我国的近代化进程。

第一，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主要考经义，题目就在《四书》《五经》里。经义的解释，如《四书》，必须以朱熹的注为准。考生只能“代圣贤立言”，背诵经书内容，以注疏的语言解释经书的意蕴，不能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考试形式是八股，八股文是一种程式化、规范化极强的文体，它规定了一篇文章的具体格式和写作步骤。考生只能戴着枷锁跳舞，唯有高手方能在有限的思想空间里出人意料地发掘出圣人的微言大义，创造出句法流转、对偶工整、声调优美的语言来。这种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严重禁锢着人的思想和个性，销蚀着人的创造力，严重摧残了人才。而知识分子对八股文的顶礼膜拜必然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从而在政治、文化上起着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阻碍了社会进步，使明清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更加腐朽僵化。

第二，科举制的八股取士严重滞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使考生只知埋头死读“圣贤书”，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可那么多苦心孤诣炮制出的八股文竟没有一篇传世之作，岂非咄咄怪事。而如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等这些科场失意者却写出皇皇巨著。曾五次落第的“中国狄德罗”宋应星在“中国百科全书的生产技术巨著”《天工开物》序中愤慨地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曾诞生“四大发明”的中国科学技术在明清时裹足不前，此时西方文明却创造了一个崭新世界。八股取士虽然巩固了封建皇权，却造成封建政治的封闭保守，加速了封建社会危机的到来。

第三，中国封建政府成员主要由文官担任，文官选拔，是一般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门径。这种门径具有怎样的形态，就会铸造出怎样的人才。由征辟察举、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塑造出的人才在人格、学识、才具上都有差距。科举制促进了封建政府的文官化，然而科举内容的僵化和考试的程式化，使中国文人变得越来越卑曲无个性，越来越空疏迂腐，却又更唯书为上，更易于得志便猖狂，一阔脸就变。战国时屈原愤激写在脸上，愤极便跳江；唐代李白愤激写在诗里，愤极就醇酒美女地醉下去；宋代苏轼愤激时却道“也无风雨也无晴”，自求内心解脱。中国文人典型这种由外向到自求内心安宁的历史，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人一步步地官僚化和奴性化。如果说官场是磨去个性的研磨罐，那么科举制就是罐中研球，任何人一入科举之途，总要被磨去棱角和个性。

第四，自隋至清，科举制主要为封建专制选拔人才，而士人参加科考的唯一目的是入仕做官。入仕门径的相对单一性，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唐代每科只取进士二三十人，最多四五十人，有“五十老进士”之说；宋代也不过一两百人，最多取到两三百人。大多数举子名落孙山，前途黯淡。千百年来，不知演出多少人间悲喜剧，真是“误攻文字身空老”“盖棺终是五湖人”。科举制下人才的片面、畸形发展及价值取向上的利禄性，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科举制度的现实思考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科举制，客观评价科举制对我国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将有助于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1.从教育思想上看，科举制下的学校教育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是一个封闭系统，带有浓厚的保守性和利禄性。它要求广大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官僚分子。在这里，每一个读书人的思想必须纳入规定的标准，“异端念头”俱被扼杀，独立意识俱被剥夺，创造思想俱被抑制。这个封闭系统的利禄性驱使广大士人皓首穷经，实现其“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的梦想，泯灭了他们的反抗意识，稳定了封建统治。这个封闭系统的保守性使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严重缺乏创新，缺乏活力，最终落到挨打地步。审视我国当代教育思想，“一元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缺少探索创新的意识、兼收并蓄的魄力、海纳百川的气度，教育很难取得实质性飞跃。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可谓击中了我国当代教育的要害。这些难道不应引起研究当代教育制度的专家和广大教育工作者重视吗？

2.从教育内容上看，科举制下的学校教育“独尊儒术”，尤其是明代朱元璋规定士人只能学习钦定的《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的试题和答案全在此，漠视科学技术。教育内容的偏狭导致人才的畸形发展，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延缓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总论中提到十多位那个时期世界超一流的科学家，涌现于民间的有葛洪、李春、僧一行、李斌、韩颜直、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本、徐霞客、李时珍、茅元仪等；列举的从公元1世纪到18世纪先后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最突出的26项科技发明，没有一项出自“进士”“状元”之手。

在高扬科教兴国大旗的今天，我国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时至今日却依然是应试教育大行其道，教育的所有旨归都是为了考试获得高分，为了子女或学生有一个好职业，忽视了子女或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全面而健全的发展。很长时期里，我国中小学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让9亿人读一部书，这种局面危险不危险？”（李铁映语）。即使在新课程背景下，虽有必修、选修教材及校本教材等新模式，可在实际操作中却依然是以考试内容为教学内容，以应考为教学最终目的。由于缺乏多元竞争，必然造成教育内容的封闭僵化；由于教育目的的偏离，必然造成教育的本末倒置。长期的思维定势辖制着一部分领导和教师的思想，成了变革的枷锁，这难道不令人警醒吗？

3.从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看，科举制下的学校教育主要表现在“意会性”和“多读多写”上。“意会性”强调“玩味”“领悟”，反映了语文教育规律的某些本质。但它“意会”的仅是儒家经义和前人注疏。内容的一刀切导致了教学模式的一刀切和教学方法的单调。“意会性”夸大了“不可言传”的一面，过分依赖学生的自得，使教师处于可有可无境地，使教学处于无法无序状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教师不能用科学方法卓有成效地引领学生“意会”开悟。“多读多写”强调诵读，重视语感，读写结合，对语文教学来说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这“多读多写”并非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鲁迅在《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文中曾说：“弄得好，是终于能够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写出几句来，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为通了，但一看底细，还是不怎么通，连明人小品也点不断，又何尝少有？”今天的语文教育在相当程度上依然为“意会性”和“多读多写”所左右。一些教师安于散漫性、随意性现状，对语文教改中涌现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形式不屑一顾，忽视学法指导、能力培养；要求学生“多读多写”，自己却“不读不写”。即使所谓“精讲多练”也只剩一个“多练”，学生淹没在题海之中，得不到智力的全面开发。因此，当今语文教育应增强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切实改变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现状。

4.从考试制度上看，科举考试一考定终身，一中即入仕。由于考的是儒家经义，做的是八股文，只需代圣贤立言，所以才干很有限。加上录取人数限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谓“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对照当今高考，全国近千万考生被限制在同一个模子里，同一时间面对同一份试卷；即使是分省自主命题，也只是每年增加近20套试卷，并没有改变高考的残酷性和地区间不公平竞争的实质。由于几乎只有高考一条路才能给学生带来就业或生存的好机会，激烈的竞争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5.从干部选拔制度上看，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比起人为色彩严重的察举制明显进步了，较大程度地克服了选官的随意性。但科举制千余年来造就的大都是封建官僚——“禄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知唯上，唯自身前途是保，唯自身俸禄是瞻；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民众疾苦，关注国家命运。今天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应坚决摈弃近似察举制的委任制，在批判科举制痼疾的同时吸收其合理成分，大力改革考试内容，在各级各类公招考试中，不拘门第，机会均等，把那些学有所长，勇于进取，善于创新，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德才兼备者选拔出来，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选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