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亚当·斯密“人性哲学思想”探究*

2012-08-15 00:43刘会福
外语与翻译 2012年3期
关键词:斯密利己亚当

刘会福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10)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以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而著称于世;是英国情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建立起的一整套以情感共鸣为特征的道德情感理论体系,开创性地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伦理准则,并对社会政治伦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与探索。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常被人称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和大卫·李嘉图被马克思称为“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他耗尽毕生心血完成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本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被世界各国经济学界广为传播。他对前人经济学说成果兼收并蓄,对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架构以及在某些理论上对前人的突破,今天仍然享有声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姐妹篇,这两本书蕴藏了亚当·斯密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如利己与利他,财富与幸福等。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笔者拟从斯密关于人类利己本性的哲学思想进行探究,以期得到同行之启迪。

一、亚当·斯密的人性哲学思想

人性问题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一个基因。几乎所有思想家的理论最终还原到了人性同题上来,伦理学更是如此。在人性论方面,对斯密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被称为苏格兰“哲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哈奇森和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验论哲学家大卫·休谟。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致力于钻研拉丁和希腊的古典著作,认真研究了古代和当代许多伟大思想家的作品,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休谟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知性、情感和道德学。休谟的人性论是建立在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因此他首先是从分解人性组成部分开始——这也是休谟人性论的独到之处,中国论述人性大多直接提出观点,然后寻找论据,而缺少系统分析,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人性论而仅仅拥有人性观(中国人的研究思维模式大多是从现象中寻找经验概括后产生理论,再用理论来解释现象;西方人的思维大多从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通过观察现象来检验理论),知性成为休谟考察的起点,系统地提出了哲学是以人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性科学,伦理情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原则之上,情感是道德的根源,仁慈是普遍的道德准则和最基本的“人格价值”等人性论哲学思想。

亚当·斯密深受休谟人性论的影响,他吸收了休谟的人性论思想,把人性作为他的出发点,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中。那么,亚当·斯密对人性的思想是如何论述的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自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利己心看作是人的本性,同时提出了经济人角色的人性利己;提倡利己主义,认为人是以个人私利来从事活动的。但《道德情操论》中,他把人的同情心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宣传了人性中有诸如合理、克已、仁爱、公道、慷慨、公德心等等“是非的意识”或道德情操,设定了利他的道德人角色的人性。因此,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斯密问题”,也就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人性问题上的相互矛盾问题,即利已与利他两个人性的问题。所谓“斯密问题”就是他在人性论和经济学上的双贡献,类似于哲学上的“休谟问题”。

其实,所谓斯密问题并不存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耗尽了亚当·斯密的毕生心血。从这两部著作来看,亚当·斯密始终坚持这两种人性的观点。《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人性问题上并不矛盾。从它们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出,1759年4月,斯密在其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从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在对该书的修订过程中,亚当·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军人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酝酿创作了《国富论》,该书的创作于1776年完成并出版。斯密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两书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亚当·斯密是以道德哲学研究为起点,进而步入经济领域、探索经济问题的。《道德情操论》是他的第一项伟大成就。正是在这本书中,斯密提出了有关财产和经济活动的哲学,并且运用《道德情操论》的哲学伦理思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从道德、哲学和自然法中分离出来,创立了政治经济的系统理论,建立了道德利他心与经济利己的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世界和道德世界虽然是两个不同世界,但二者却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人性原刚。同情他人、帮助他人的利他心与追求个利益的利己心都是人类本性的构成部分。

二、我国古代先贤对人性的判断

对人性这方面的认识,我国在很早就有所见解。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

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的弟子荀子和孟子也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还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所以他认为:如果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亚当·斯密的“人性恶”和“经济人”十分相近。

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

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

三、国人对亚当·斯密人性哲学思想的态度

在西方经济学中,人性利己思想首先是与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亚当·斯密的“人性哲学思想”有着浓厚的休谟人性论哲学基础。休谟把人性视为一切科学的心脏,把哲学规定为是研究人性的科学。由此出发,他认为:一方面人类具有“自私”“贪欲”的本性;另一方面人类又具有同情心。休谟的人性哲学给亚当·斯密思想烙上深深的印记,使得他的“经济人’,具有了既有利己性又有同情心的矛盾着的双重人性。正是这个哲学前提,亚当·斯密在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时,始终把利己本性(自利的经济人)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前提,同时又进一步使利己主义合理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以追逐个人最大私利为根本目的的“经济人’:利已是他的内在本性,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这种利己主义具有合理性,因为每一个利己主义者都需要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帮助,于是就产生了共同利益,组成了社会。既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那么当每个人在完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追逐个人利益并获得满足时,也就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达到了“富国裕民”的目的。所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作用下是统一的。可见,作为斯密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工具的始终是以利己人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必然反映。

与亚当·斯密以前的一些重商主义者关于“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思想相比,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比较系统地展开了“人性”的思路,而且还赋予了新的立意,并把它同自己所建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连接起来。关于亚当·斯密“人性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每个人天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假如他不受到干预的话,他不仅会达到他的最高目的,而且还能有助于推进公共利益。第二,每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他是社会的一员,不是脱离别人而独立的。他追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必须激发别人的自爱之情。第三,交换使得交换双方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满足成为可能。每个人在利用自己的财产或劳动以达到自己的利益时,不得不为了交换而生产,也就是说,为了社会上所有其他成员所决定的目的而生产,并在交换中给别人以好处来换取他所得的利益。第四,人类的各种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会自然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和其他人的利益相对立。因为每一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都会被一只“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

对斯密上述谈到人类利己本性的思想,国人当然是完全予以否定和批判的。如说:“斯密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性说成是一般的‘人性”’、斯密把人类的本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当作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本性,从而把资本主义宣扬为万古不变的制度。”也有人说,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是种心主义观点,因为“利己主义并不是人类本性,只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斯密说的‘人的本性’也不是一切人的共同本性,而是资产阶级人的本性,即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这些说法当然是以偏代全之弊,所以,有必要对斯密阐述的人类利己本性思想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判断,以便准确弃其谬误、吸其益处,为我所用。

四、对亚当·斯密人性哲学思想的思考

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当然,所谓“经济人”,这一概念并不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但是,他的确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阐述“经济人”假设思想的人。“经济人”思想是亚当·斯密构建自己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由于亚当·斯密在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的概念,并又在《国富论》中对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商人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描述,因此,后人便把他所描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即18世纪初以来在英国出现的中等和下层阶级概括为“经济人”。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在小农经济社会,人们基本上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但在实行分工的商品经济社会,由于每一个人只能专职于某一行业,“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三个方面:一是,利己是“经济人”的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二是,利己的“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三是,“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别人的自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些,斯密认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

本文避开专门的人性问题探讨,仅就斯密“人性哲学思想”的思想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在斯密看来,利已是人的本性,利己主义是“经济人”活动的根据,究其原因有两个:其一,人性的本能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斯密把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首先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人”天生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其二,为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社会地位的需要。

其次,从斯密关于人性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利己心和同情心指的是同一个人的人性。是同一人性中的两个方面。换言之,利己心和同情心在人性中是并存的,只不过人性中的主导倾向是利己心,也正因为如此,人性中还必须要有同情心,通过同情心来抑制利己心。“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怎么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

第三,斯密认为人性利己倾向于交换,交换产生社会分工。其实不然。因为从理论上讲,两个生产者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即商品,是以不同使用价值为前提的,而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本身是社会分工的表现和结果。必须先有彼此不同使用价值的生产,产品又归私人或独立的共同体占有,才会产生商品交换。如果个人所需的全部消费品都自己生产、自己所有,自然不存在商品交换的问题。所以,由社会分工和产品私有或不同的共同体单独占有产生商品交换,而不是相反。人类历史上也是先有社会分工,后有交换。原始社会的漫长岁月,没有商品交换,只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有了剩余以后才出现交换。这些彼此交换的产品商品,既是不同部落的劳动成果即社会分工的产物,又是属于不同部落所有。人们发现通过交换所得的好处比个人的一切需要都由自己生产所得的好处多,亦非人的本性倾向交换。恰好相反,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带来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认识——认识到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利益。斯密把他的经济理论建立在“人类本性”这一道德范畴基础上,并由此出发去解释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无疑是错误的,暴露出他的理论的先天不足症。但

“利己”作为经济利益的含义,以此阐述人们的行为依据和出发点,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四,人类到底有没有人性,同时又是否存在人类共同人性,如果都存在,又会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人性论”的表术这中有如下一段话:“有没有人性这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的话讲得很清楚,首先肯定有人性,然后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这种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即阶级性。那末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性又是什么?毛泽东在讲到功利主义时,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当阶级最终消灭以后,是否就完全没有任何功利主义了呢?如果说没有任何功利主义了,岂不等于说人类可以不再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利益而进行斗争了,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一切活动都是多余的了,或者是盲目的活动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讲话》在谈到人类之爱时,毛泽东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体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由此推论,人性不也如此吗?在阶级最终消灭以后,就有了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即为个人与为全人类生存和发展利益高度一致而奋斗。如果说在资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阶段,还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人性是利己利他,那末在阶级最终消灭后,将是全世界人的共同人性利己利他。这时的共同人性,无论在范围上和程度上都是更广更高更完善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类本性开始发生新的质变,表现在随着剥削阶级的统治被推翻,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和思想教育工作的进行等等,历史上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阶级性也日益削弱和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利己利他的阶级性却不断壮大和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及至共产主义社会,那时阶级已经消灭,人不再是阶级的人,思想不再打上阶级的烙印。现在意义上的国家亦已消亡,民族、种族仅仅剩下纯自然属性和差别,每一个人作为新世界群体的成员,只有性别、年龄的区分,变成同质的、平等的分子。人类本性也随之进一步发生全新的质变。那时,除了诸如喜香花厌腐臭,求美、听雅这些共同生理(自然)属性外,人类共同本性最根本的特征将是高度自觉的利己利他利集体利全人类的完美统一。

我国目前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尽管目前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来说,它是迄今为止最高历史阶段。无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组织管理、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都理应努力体现出更加进步,完善和优越。这是所有从事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经济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人努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利己利他是相互的,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天天在人们身上发生,在社会上存在,但就是不去正视它,更不敢说“利己”。原因在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造成人们对谈论“利己”望而生畏、欲言却止。时至今日,人们仍未免还存在不自觉的余悸,一说到“利己”,便容易和“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歪门邪道”、“不义之财”等等划上等号。这是一种由误解而产生的作茧自缚。

利己主义这些东西当然足可鄙的,应该抵制和批判的。但像斯密说的利己,即要求通过自己的劳动、遵循等价的经济原则进行交换达到利己与互利,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即赢利,它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基础。不论是个体经营还是集体经济或全民企业,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这种利己原则。原材料的买进,要争取质好价廉;产品生产必须努力节约消耗、堵塞浪费、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时改进产品的花样品种和质量,完善服务项目,以便获得最大效益,为国家多作贡献,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也将相应增加。一个企业、一个经营者,如果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提供市场,优质服务于社会,就能引起顾客的兴趣与购买。这样,既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又保证企业的赢利,不也是斯密说的唤起他人的利己心以达到利我的目的吗?你(消费者)把我(生产者)要的东西(商品的价值)给我,你也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商品的使用价值)。反过来也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职工只有自觉地去努力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才是应该的、正确的。其他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同样应该发扬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做好本职工作,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去领取报酬,赢得人民的信赖。如果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行动上却搞短称缺两、掺杂搭假、以劣充优、哄骗提价,或对工作不负责任、将国家资财挥霍浪费、化公为私等等,那才是真正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受剥削阶级本性侵蚀的表现。至于“四人帮”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弥天大谎,欺世之谈。他们一伙口里吃的尽是“苗”,何曾沾上半根“草”,他们既不会放过丝毫利,也不会忘夺半点权。那才是最大的唯利是图之辈,损集体、害国家的罪恶之徒!

公而忘私、舍己为人,为集体、为国家,这当然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高尚的道德与情操,我们应该不懈地学习与提倡,但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特别是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人人如此,也难以事事做到。雷锋和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尽管不断涌现,但在全社会人口中总是少数。如果每个人都真的和雷锋一样,那未要表彰的就不再是原来那个雷锋,而是更高境界的雷锋,而这时雷锋又必然是人口中的少数。因此,只有坚持经济利益上的利己与利他相一致的原则,生产和流通才会顺利发展,各部门工作才能顺畅进行。不讲利己,物质利益原则得不到落实,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于坚持,一个企业无法发展。不讲利己与利他,大锅饭一起吃,国家和集体的钱平均用,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不区别,这种做法曾经使国家遭殃、人民受害,千万重演不得!

当然,笔者并非孤立地认为利己与利他是单纯经济问题,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主张经济利益原则和发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相统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思想的重要作用,看到精神的力量,切实做到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无论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经济工作者、管理干部以及一切行业和部门的职工,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做一个为四化献身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正确认识人类利己本性,把利已和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提倡和发扬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行动。那种一切向钱看,以钱论是非,甚至为了钱而违法犯法,或者忘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行径,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坚决摒弃,情节严重者还要处以党纪、绳之以国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顺利前进,胜利实现。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2]尹伯成.简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5]乔纳森·B·怀特.拯救亚当·斯密(中译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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