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下的千缕阳光:解读《灿烂千阳》主人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2012-08-15 00:43
外语与翻译 2012年3期
关键词:拉希德莱拉男权

廉 菲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一、作者及背景简介

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睛

埃及来的商旅穿行过座座市场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1]

这是本书《灿烂千阳》的名字出处,暗示了作者将阿富汗妇女比作千阳,在高墙后散发光芒的用意。作者卡勒德·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在他童年时,因战乱之故,举家迁往美国。胡赛尼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因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祖国的怀念,于2003年出版了其第一部小说《追风筝的人》,书出版后在全美反响强烈,备受好评。此书是作者出版的第二部书。通过此书,胡赛尼希望向世人传达两个理论。一是阿富汗妇女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仍对生活抱有像灿烂千阳般的希望。二是他希望借由此书,让世上更多人看到阿富汗妇女的真实现状,对阿富汗有更加切身的了解。该书同样在美国各大销售榜上名列前茅。《出版商周刊》就曾评论说:“《灿烂千阳》是一部‘阿富汗30年历史的揪心记录,一部关于家庭,友谊,信念和因爱得救的极其动人的故事’”[2]

在过去,阿富汗妇女没有自由,更没有权利去维护自身的利益。“妇女和女孩们,尤其是在乡下等经济不发达地区,都被剥夺了自由,人权也被掠夺。”[3]而现如今,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是在部分地区,妇女仍受到禁锢。《时代周刊》某期的封面,阿富汗的割鼻少女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反映了在现在的阿富汗,虽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是妇女解放之路依然很长。

而这本书就是发生在这样两种时代背景下的故事。该书讲述了两名阿富汗妇女,各自背负着不同时代的悲惨回忆,“共同经受战乱,贫困与家庭暴力的重压。”[1]在她们心中,隐藏着悲苦与忍耐。而最终,曾经水火不容的两人,因反抗不公的命运,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如母女般相濡以沫。本书时间跨度大,描写了1960年至2003年之间的事情,在角色塑造上,女主人翁之一的玛丽雅姆让人印象深刻。她从一个私生女,一个深受男权制度,阶级,帝国主义压迫,无自我意识的可悲女性,通过姐妹情谊,自身的思考,最终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向不平等的男权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不仅是阿富汗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标志,更是千千万万个第三世界妇女解放的榜样。该书的研究在叙事角度,心理分析方面都有过涉及。而后殖民女性主义方面的相关评论则较少。因此,本文旨在运用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和爱丽丝·沃克的姐妹情谊,来分析玛丽雅姆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二、理论基础:后殖民女性主义

总体来说,女性主义最初由女权运动兴起,旨在对抗因性别而产生的歧视,不平等。她们推广女性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应享有的权利,并反对家庭暴力,性骚扰等。在西方,中产阶级是女权运动的主力军,最初的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如:波伏娃,沃尔夫等大多产生于此。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女性主义存在显然的不足。比如:理论大都是发达国家的中高产阶级的女性自由解放,而不发达地区如后殖民地的女性和下层女性的自由,则无人问津。在这之后,后殖民主义兴起,让人们开始关注后殖民地区以及第三世界妇女的解放运动,许多该领域学者声称她们的解放不应受到西方女性的霸权控制。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运而生,并于1980年起,开始蓬勃发展。该主义的主要理论在于将“女性”看做一个整体,但又根据社会性质,民族,阶级划分出不同的分支;强调反抗西方的霸权主义,提倡有第三世界特色的女性解放运动。

本文将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与沃克的姐妹情谊来分析女主人公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本身,斯皮瓦克的属下一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又更倾向于文化因素,比起之前的属下研究者,她更多的将焦点放在了女性身上。其中,斯皮瓦克认为第三世界妇女的形象也是作为他者被第一世界为了确证自身而人为塑造的。众所周知,在众多西方的文本中,时常出现的第三世界女性形象多是被妖魔化的,或是受苦受难的祖国母亲形象;所以无论帝国主义的定义,抑或是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属下女性的真实形象在被代言中消失了。可以说,若将属下女性比作一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在置身于由逻各斯中心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中,完全只是一个空位的虚无。属下女性因此不再拥有话语权,而她们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阉割的,作为个体的存在已不复存在。斯皮瓦克曾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表示第三世界的女性也属于属下的范畴,“她们在社会上,政治和地理位置上都处于霸权力量之外。”[4]这些地区的女性无权表达自身的想法,受到来自本国男权社会和霸权国家的双重压迫。而斯皮瓦克也在文章最后指出“属下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人听到她们的声音。”[5]而沃克的姐妹情谊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一僵局。姐妹情谊最早泛指世界各国女性无视国籍,种族和阶级的差异,共同结为伙伴,追求解放。之后,根据这一理念,沃克提出了自己改良过的姐妹情谊理论,强调了其国别性,阶级性。在沃克看来姐妹情谊指的是两个或多个黑人女性在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彼此倾诉,互相帮助的亲密友谊,指出了黑人女性应团结起来,反抗男权与白人的双重压迫。现在这一理论广泛用于分析女性因内部团结和友谊,而最终获得自由的情况。接下来,本文将运用这两个理论,探讨玛丽雅姆的过去经历,并分析其觉醒的原因,经过和意义。

三、受压迫的悲惨童年

(一)母亲娜娜的爱与恨

玛丽雅姆的母亲,娜娜,对玛丽雅姆的性格培养影响极大。毫无疑问,娜娜是男权社会,霸权压迫的产物。在斯皮瓦克看来,娜娜也是一个典型的属下,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没有合法的婚姻,还拥有一个私生女,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她也是一名受害者。但是,她只单纯相信这是安拉对自己的惩罚。可见,自我意识的缺乏,让她没能看清自己受害得真正原因。更甚的是,她将这一切归罪于女儿玛丽雅姆的存在。她经常说的就是“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的得到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1]这让玛丽雅姆在幼年时就背负了深深的罪恶感,认为自己的悲惨是咎由自取。自己本来就应该忍受不公的命运。并且渐渐失去了自信,不愿与人交谈。她的身份一次次地提醒着她,自己是不被社会,世界所接受的人。

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娜娜教育玛丽雅姆不要相信男人,就像她常说的“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1]但是,通过之后她的言行,我们会发现她在无意识中依然是渴望得到玛丽雅姆的父亲,扎里尔的认同的。她的矛盾心理也给玛丽雅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她强加给玛丽雅姆的铜帽,病态的爱,以及她最后的自杀,都给玛丽雅姆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母亲刻薄的话语,摇摆不定的态度,最后厌世而死都使她幼小的心灵对自身存在产生了厌恶,并最终否认了自我的意识。她变成了一个没有自信,默默无闻,毫不反抗的属下,在父权与西方霸权的压迫下,挣扎生存。

(二)父亲扎里尔——阶级特权的无形折磨

后殖民女性主义指出第三世界女性受到了三重压迫,分别是男权,种族和阶级。玛丽雅姆是这一方面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父和妻子们在虚伪的关爱下所表现的上流阶级的无情与阶级压迫的残酷,都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年幼的玛丽雅姆。

一开始,扎里尔在玛丽雅姆眼中是一个慈祥,通情达理的父亲。她喜欢父亲胜过母亲娜娜。可是,当玛丽雅姆最终搬去扎里尔家中后,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如其他上流阶级一样,有着自私,无情的一面。这一点在他拒绝带玛丽雅姆去机密看电影时,就有所暗示他说“你知道吗?这部电影的画面不是太好。声音也不好。放映机最近一直失灵。也许你妈妈说的对。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别的礼物,亲爱的玛丽雅姆。”可以看出,这句话变现了他害怕暴露自己拥有私生女儿的事实。并且在玛丽雅姆到他家之后,他也听从妻子们的安排,给她找了一个大她几十岁的粗野的男人,催她赶紧出嫁。而玛丽雅姆就是在那时,才真正看清了父亲的真正嘴脸,并清楚看到了父权社会的不明事理,阶级社会的冷酷无情,以及自身的软弱无力。

显然,当时有很多女性都有着和玛丽雅姆相同的命运。她们不能去上学,在很小便出嫁。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如同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提到的,“由于性别,经济上处于属下地位,第三世界女性在双重边缘化的情况下,失去了话语权。”[5]玛丽雅姆就是其中之一。她最终因为自身的无力,社会的压迫,牺牲了身为人本该有的自我。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玛丽雅姆的童年在父母的影响下,缺少阳光和温暖。在幼年便认清了父权的无情,阶级压迫的冷酷后,玛丽雅姆完成了从普通人向属下的转变。现在的她没有自我意识,在母亲与代表特权阶级的父亲的压迫下,玛丽雅姆从一开始得对生活仍怀有信心,变成了缺乏自信,没有话语权,过着行尸走肉般生活的人,而在斯皮瓦克看来,没有话语权,被多重阶级压迫,无法获得所需的人,便是所谓的属下。而玛丽雅姆正是其中之一。

四、玛丽雅姆的觉醒因素

在阿富汗,妇女死亡率极高。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丈夫的家暴,二是连绵不断的战乱。根据故事发生时的国家法律规定,丈夫有权惩罚自己的妻子。而相反,女性没有任何权利保护自己。因此,女性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过活。玛丽雅姆也是如此。她一开始的婚姻生活就不甚顺利。首先丈夫拉希德来自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普什图族,因此他从一开始便十分瞧不起自己的妻子。虽然刚开始时,拉希德对待玛丽雅姆还算可以,但是在她接二连三流产后,拉希德的态度逐渐恶劣起来。辱骂与殴打成了玛丽雅姆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他的手使劲捏住她的下巴……将她的嘴巴撬开,然后把那几块冷冰冰的,坚硬的石头塞进去。玛丽雅姆挣扎着,不断求饶,但他只顾把石头塞进去,脸上露出狰狞的笑。”[1]而情况在第二个妻子莱拉到来后,变得更糟。莱拉与玛丽雅姆不同,她年轻,美丽,受过良好的教育。拉希德这时已经不再将玛丽雅姆看作家人,而是像对待工作机器一样对待她。而在莱拉试图反抗他的霸权时,他更是将愤怒直接发泄在了玛丽雅姆身上。

而玛丽雅姆所能做的只能是默不作声,独自承受这样的打击。可见,在面对暴力与霸权时,她是无力的,并确信即使自己本来就不应该获得什么权利或是自由。她的无声正是说明了她内心的麻木,思想的死亡。在面对父权压迫时,她所能做的只有屈服,别无其他。但是,这并不是结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拉希德的暴力相对,正是日后玛丽雅姆奋起反抗,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直接导火索。

而与莱拉及其女儿逐渐结成的姐妹情谊,则是她最终觉醒的根本原因。姐妹情谊泛指女性同胞互相帮助,扶持,共同反抗压迫。沃克就曾运用这一术语,倡导黑人女性团结一心,反抗男权与白人的压迫,力图走出西方女性主义的束缚,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玛丽雅姆和莱拉也是如此。两人虽然不论是从身份,出生背景还是受教育程度都相差甚远。但是,相同的苦难与压迫让这两个女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团结起来,反抗不公。

对于玛丽雅姆来说,莱拉的思想是她从未接触过的,先进,解放。她在与莱拉的接触中,渐渐从对她有敌对态度,而变得开始向往她的做事态度与思考方式。在她看到莱拉奋起反抗拉希德并且毫不畏惧时,她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些传统的观念在她心中开始逐渐瓦解。她从出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个体,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对与玛丽雅姆来说,莱拉是她心目中一直向往的独立,自主。她第一次察觉到自己也渴望获得自由,获得他人的认可。并且,在与莱拉的女儿阿兹莎接触后,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阿兹莎的身份与玛丽雅姆相同,都是私生女。而玛丽雅姆则在这个和她经历如此相像的婴儿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与阿兹莎的交往中,玛丽雅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被他人所需要的,而并非父母讨厌的那个无用的小哈拉米。她或许一开始连自己也不清楚为何阿兹莎不但不嫌弃她,还视她为重要的亲人。就像文中写道:“你为什么要把心系在一个像我这么丑怪的老女人身上呢?”玛丽雅姆的嘴巴埋在阿兹莎的头发中,喃喃自语,“嗯?我是一个小人物,你不知道吗?一个乡下人。我能给你什么东西呢?”[1]在从小就而被家人嫌弃,社会压迫,丈夫家暴下成长起来的玛丽雅姆来说,阿兹莎作为一个契机,给予了她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认可。从阿兹莎身上,她得到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更多的是为她真正的家人,莱拉和阿兹莎,争取到生的机会与无限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莱拉为玛丽雅姆带来了新的,反抗压迫的思想,而阿兹莎则是治愈了玛丽雅姆多年受伤的心灵,使她重新拥有了自信。这些便是日后,玛丽雅姆最终觉醒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外界的战乱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玛丽雅姆的觉醒。在当时,苏联入侵,塔利班执政,国家上下充满了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下,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被禁锢在了家中,这或多或少使思想上正在转变的玛丽雅姆开始思考自己的环境,自己所遵循的事物真的是正确的吗?有了这些思考,玛丽雅姆的内心正在一点点向自由,解放方面发展。

五、玛丽雅姆自我女性意识觉醒及意义

在与莱拉和阿兹莎接触后,玛丽雅姆渐渐开始恢复自信,并逐渐意识到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存在的。因此,此时的她开始反思社会,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从出生至今第一次的独立思考。继而,在她看到拉希德要勒死想要与爱人逃跑的莱拉时,她第一次做出了反抗的举动。在她的头脑中,她想到了许多至今为止为之不解的问题。

她是一个狡诈的妻子吗?她问自己。自满的妻子?声名狼藉的女人?不值得信任?下流?这个恶毒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地殴打她,经年累月的折磨她,她又何曾做过什么蓄意伤害他的事?当他生病的时候,她难道没有端药送饭吗?他没有做饭给她吃……难道她活该受他这么卑鄙的对待?[1]

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有力的说明了,玛丽雅姆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从一开始的忍气吞声,甘愿受罚,到之后与莱拉她们接触,感受到人间亲情,逐渐意识到自我的价值。玛丽雅姆自身产生了蜕变。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便是自身的主宰者,没有他人能够夺取本该属于她的自由。因此,她为了保护莱拉,为了与过去的自己道别,而分离将铁铲挥向了企图杀死莱拉的拉希德。她注意到“这是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1]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西方所倡导的女性解放仍不完全一样,玛丽雅姆并没有单纯的为了自己而牺牲家庭,孩子。相反,她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也因此,在杀死拉希德后,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正面面对塔利班的霸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玛丽雅姆此时作出的决定完全是有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她希望自己最后可以合法的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她明白自己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在文中,玛丽雅姆临刑前的心理活动证明了这一点。

再这最后一刻,玛丽雅姆燃起了这么多希望。然而,当她闭上双眼,她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的到了爱的女人。她以朋友,同伴,监护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以母亲的身份。她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不,这样死去并不算糟糕,玛丽雅姆想。不算太糟糕。对于一段开头不合法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结局[1]。

从一开始的私生子,和被父母亲的唾弃,玛丽雅姆的人生一直得不到认可。而这种来自于外界的不认可,使玛丽雅姆认为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存在。而在于莱拉和阿兹莎相处的过程中,她逐渐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了自己是被人需要的。而最后,她的英勇赴死也并不是向塔利班政权的低头,而是她甘愿牺牲自己,为保全她的姐妹安全的无私作法。因此,可以看出在这里,“合法”实际上意味着玛丽雅姆为了对于自己重要的人而牺牲自己的价值体现。而她的人生也在经历了这一从不合法到合法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而她自身也从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到最后的为自己作出决定,到挽救他人,到达了自我意识觉醒的最高点。

玛丽雅姆用死最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意识觉醒的至高点,并以此保护了莱拉和阿兹莎。她对于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阿富汗妇女无疑是一种启示。她的反抗,富有责任心的精神,同样的遭遇,可能会让阿富汗女性产生更大的共鸣,更利于阿富汗妇女解放运动。此外,我们虽不能确认该书在阿富汗本国的受欢迎程度,但是从世界上来看,它是成功的。玛丽雅姆这个角色,以自身国家,宗教的特殊性,挣脱了传统西方女性的解放模式,为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提供了新的模板,注入了新的血液。

[1]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王影君.斯皮瓦克的“属下女性”批评论[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0,(6):14 -18.

[2] Dinitia,Smith.Creating a Stir Wherever She Goes[J].The New York Times 9 February 2002:B7.

[3]Women’s rights in Afghanistan[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Women%27s_rights_in_Afghanistan,7 March 2011.

[4]Subaltern(postcolonialism[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Subaltern_(postcolonialism),26 March 2011.

[5]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Gayatri_Chakravorty_Spivak,7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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