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春晚:看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博弈*

2012-08-15 00:43
外语与翻译 2012年3期
关键词:解构媒介受众

朱 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长沙410000)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出现在国人面前,它为当时精神贫瘠的大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并不断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携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一种新民俗。央视春晚用一种全新的模式打破了家国间的壁垒,将除夕守岁的意义从个人空间延展到公共空间,进而使传统的民俗上升为国家的政治仪式,实现了对国民身份的召唤。三十年光阴荏苒,随着多元化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春晚逐渐失去了“大一统”的家长地位,民间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一场主流媒体与大众间的博弈正在展开。

一、春晚的媒介特征分析

(一)庆典仪式性

美国的约翰·费斯克等人对仪式有如下定义:仪式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1]。春晚契合了中国人在春节这一喜庆时刻的心理需求,运用电视媒体制造出全民狂欢的氛围,它早已经超出一台综艺晚会的范畴,而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共同畅想美好未来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晚是无可替代的存在,人们需要通过某种形式来表现除夕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春晚适时出现并填补了这一空缺。作为一种庆典仪式,春晚有着固定的主旋律、流程化的节目编排,比如每年春晚的主题都离不开“团结、欢乐、希望”,开场则多以歌舞或联唱来渲染出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氛,当然还有春晚结束时的歌曲《难忘今宵》,让人们一听就知道今年的春晚已经落下帷幕。

(二)媒介文化现象

有学者认为,“媒介文化,是指在社会总体文化系统中,以大众传播媒介影响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主要原因而构成的亚文化系统,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以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2]过去,文化的传播载体经历了从口语到文字再到电子媒介的过程,其中尤以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最甚,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深入到当代文化中心,并制造出许多新的文化形式和现象,比如春晚。一方面它首开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先河,为往后的效仿者提供了最佳示范;另一方面它的影响力和丰富的象征意义培养了观众的收视惯性,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三)权威话语平台

根据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构建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春晚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的媒介事件,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性,民俗话语被悄然置换为国家话语的幕布。在春晚上,国家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将以娱乐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所有的演艺人员也将春晚视做证明自身实力的平台,它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时代跳动的脉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确定主题到挑选演员,从主持人阵容到小品台词,央视春晚无不受到精英文化的控制,它借助最权威的话语平台在有形的地域里塑造了无形的“想象认同空间”,略过复杂的现实来建构政治的合理性。

二、主流媒体的“魔弹效应”

(一)曾经的“万人空巷”

巴赫金说,节庆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具有本质性的、深刻思想性的、世界观性质的内涵。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重要时刻,从1983年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开始,除夕守岁逐渐被享用电视媒体所制造的“文化大餐”所取代。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在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里,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晚的景象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春晚在过去媒介匮乏的年代中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无数的国人翘首企盼春晚带来的惊喜和感动,很多节目都成了记忆中的经典。李谷一老师的一首《乡恋》传唱至今,而后费翔用一曲《故乡的云》唱出万千游子归国的渴望。但是,随着媒介格局和民众审美的变化,春晚遭遇了收视率和满意度的双重“寒流”,当初的神圣感在众生喧哗中不断消解。根据新浪网关于2010年央视春晚的满意度调查,68.8%的网民认为“不好”,16.8%的网民认为“一般”,认为“好”的网民仅占14.5%。

(二)大家长制度下的娱乐

关于春晚性质的争论不绝于耳,支持者认为它是一台展示精美文艺作品的综艺节目,目的是为了满足观众享受精神大餐、愉悦身心的需求,反对者则指出春晚更接近于一场政治宣传活动,其背后沉重的意识形态负担将节目分割得不伦不类。暂且不论孰是孰非,从现实状况来看,如今端坐在电视机旁收看春晚的群体多为中老年人,他们对于节目形式的要求并不高,重要的是合家团聚带来的温馨和幸福感,再看看当下80和90后的年轻人,网络反倒成为他们除夕守岁的必要选择,比起看春晚他们更倾向于“吐槽”(相当于相声里的捧眼,抬杠)春晚。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看出春晚“一统天下”的辉煌经历已成为过去时,社会的多元化让曾经的“大家长”失去了权威和号召力。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把国家看做自己的私有物,即形成所谓的“家天下”,主要表现在任人唯亲、权利高度集中、组织管理无序等方面。因此,封建王朝的寿命一般不长,当统治过于集中、国之公器腐败不堪时,顺民都会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当然,我们不能将春晚与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相提并论,但央视的某些做法似乎让人心生疑虑,比如扼杀地方台春晚、网络春晚。作为“国家话语的娱乐化身”,春晚正使出浑身解数来掩盖其对节庆进行垄断的本质,可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坚持实行家长制对春晚而言将是一件痛苦且难以为继的事情。

(三)谁是上帝?

在传播学研究历程中,受众曾被喻为射击场里的靶子,只要传播者的“枪口”瞄准靶子,“靶子”就会应声而倒。这种“靶子论”认为,受众是消极、被动、毫无反抗力的,他们总是按媒介的指引作出反应,受强大的传播媒介的力量摆布和控制,除了惟命是从、任由宰割之外别无选择[3]。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魔弹论的观点早已被“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受众理论”湮没,此时的大众媒介不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们主动地接近并了解受众的需求,很多时候媒介将“顾客就是上帝”奉为工作准则。两种对立的观点折射出当今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关系,毋论其它,单就“靶子论”中将受众定位为毫无个性的乌合之众来说,便与现实状况有很大的出入。在分众传播的时代,妄图用一台综艺大杂烩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民众同看样板戏,同听一首歌或许能从中获得传播者想要的效果。正如德弗勒所言,几乎每个“受众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技能、信念、忧虑、需求和价值观”,文化匮乏时期的大众不是不想选择而是无法选择,当更广阔的信息渠道向人们开放之际,“买方市场”由此形成。

春晚毕竟是主流媒体,它在保证舆论正确的前提下也尝试着适应变幻无穷的受众需求,就以2010年的虎年春晚为例,晚会的小品和相声中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类似“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我妈妈叫我回家吃饭”、“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等,还有两次模仿曾轶可的《狮子座》。然而,央视的这一亲民举动并未博得网友的好感,甚至有评论称它“不得不沦落到邯郸学步的境地”。对于这样的结果,不知是央视的悲哀还是受众的悲哀。曾几何时,电视与人们的关系极其密切,1958年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在我国诞生,用了18年的时间便普及开来,彩色电视机自1973年诞生后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实现入户普通家庭。其实,央视春晚和受众本不应该站在对立面,大众媒介与生俱来的的公共责任性就决定了它不能一味迎合所有受众的需求,真正的主流媒体必须拥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今,争论谁是上帝并无多大意义,央视春晚只有打破所谓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将现有的对抗转换为合作,越来越多的年轻受众会愿意从网络中走出来,与父辈们一同体味春晚带来的独特感受。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受众狂欢

(一)电视文本的解构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经提出文本可以解构,解构的过程是一种“增殖”的过程,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没有中心,这个中心不能只是以现存的形式来思考,这个中心没有理所当然的立场,他不是一个固定模式,而是一种功能,一种变动状态,有无限的符号相互替换,进行组构”[4]。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春晚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电视文本,根据约翰·菲斯克的观点,电视节目是由“社会代码、技术代码(传播表现代码)、意识形态代码”三个部分组成,观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已经成为“文本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而此时的电视商品才能成为“真正的文本”。

从众多的网络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春晚俨然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各大论坛的网友借助虚拟化的外衣肆无忌惮地调侃和挑刺,不同的话语主体尽情地对春晚进行价值判断和意义解读。有网友如此形容2011年的春晚,“李咏永远耍宝,董卿总是傻掉,周涛装不知道,朱军摆着正调,张泽群年年把短信要,冯巩还是想死你们了。假唱张错嘴,舞蹈伸错腿,杂技不危险就不把掌声给,拿赵本山忽悠大家不要睡。”不可否认的是,网友们的解读的确带有些哗众取宠的意味,喧嚣声背后体现了观众对春晚所持有的“对抗心理”,两大话语在各自为战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主流媒体的庄严感,传播者的意图完全遭到曲解甚至是批判。但正如解构理论所强调的,解构所产生的“拆解”力量可以否定和瓦解任何文本主题,当不同文化程度和背景的观众根据自身经验来评论春晚时,电视文本的内涵就在无限的衍生中被不断扩展。

事实上,当今的网络舆论对春晚的解读包含了很多后现代性的因素,比如对崇高的消解、“反中心”“反传统”的颠覆性思维,并通过挪用、戏仿等方式重新阐释经典,但过度的解构和崇尚娱乐也从侧面反映出国人精神层面上的匮乏,我们在推崇自由言论的同时也应当有所反思。

(二)后现代的娱乐精神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媒体的兴起,人们有了自由表达的话语空间,多元和差异性的文化在与现实的交锋中不断占据上风。每个人都希冀从大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由此可以说“我们已处于一个差异场域下的多重空间,一个认同和边界跨越的复杂关系网络中。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时代,即‘后现代’”[5]。与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反对神圣的绝对主义,它往往表现为多元化、零散化、通俗化,并与当下的娱乐文化一拍即合。从春晚成为正统和精英文化的代言人开始,它就注定与后现代反中心去深度的本质相互矛盾,一场形而上对抗形而下的博弈拉开帷幕。

春晚作为一种媒介仪式,多年来沿袭着宣传国家话语的传统,政治的严肃性往往削弱了娱乐的特质,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春晚人为的创作空间。单从最受观众喜爱的小品中也能见端倪,如赵本山和宋丹丹的经典之作《昨天今天明天》,“黑土”一上台就开始宣扬党的功绩,“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且不论这事实与台词是否有出入,就这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多少也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春晚每年的主题都离不开“欢乐”二字,可现实却是节目设置的官方色彩浓厚、娱乐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观众则在一次次期待中丧失信心。

(三)宏大叙事与受众狂欢

《广播电视辞典》对春晚的定义是:“春节联欢晚会是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晚会之一,它的主要节目形式有歌舞、相声、小品、杂技,以及其他非文艺性节目,如各地欢庆场面报道、各种庆贺电报宣读、新年钟声报时等,是文艺性与新闻性相结合的、突出民族大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振奋民族精神的、形式和风格多样的综艺晚会。它已成为中国新的文化现象和民俗习惯。”[6]从中央电视台、民族大团结、民俗习惯等几个名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春晚代表的是国家话语,它“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即宏大叙事的功能。与之相反,以非理性、去深度为特点的网络舆论在草根文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场热闹的受众狂欢。放眼东西方,几千年来,“严肃文化一直在压抑、消解着大众的诙谐文化,诙谐文化也始终在抗争、解构着严肃文化的一统天下”。这一观点放在“后春晚”的网络舆论中颇为恰当,互联网打破了媒介垄断话语权的局面,所有的网民在虚拟世界里得以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人们通过解构公共事件获得某种表达的快感。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代表的是多元、非中心和众生喧哗,并不是要建立新的一元中心和神话。简单而言,不是人人都能参与春晚,但是人人都能评说春晚。

四、结语

“美和实际人生有一定的距离,要见出事物的美,需要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7]。春晚见证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与变迁,对于这样一台承载了太多历史包袱的晚会,过多的解构和抱怨只会削弱它原有的仪式感,最终沦为世俗文化的牺牲品。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春晚正努力地寻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用更为多元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的内涵,或许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博弈最终会以双赢的姿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4]廖敦如.解构、思考、批判、再建构——从解构主义探讨全球化视觉文化的艺术教学[EB/OL].www.nttu.edu.tw/coh/meet/meet_paper.files/2/pdf.

[5][美]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7]朱光潜.谈美[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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