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嬗变下的人性困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新生代青年形象的解读

刘春玲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一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形态为狩猎、采集、简单农业生产的无文字的弱小民族，其生存和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广泛重视。生活在我国大兴安岭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就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从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角度出发，分别在1959年和1965年两次安排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定居，但是鄂温克人依然过着半游猎的山上山下的二元结构生活。2003年，政府安排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进行了第三次定居，然而部分饲养驯鹿的猎民们在定居后不久，又重返了森林。[1]14−15

来自大兴安岭的迟子建被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经历深深地吸引了，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追踪采访，并调动了所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怀着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用心感知鄂温克族人的内心世界，展开了对鄂温克人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书写，在字里行间袒露着对这个弱小民族的挚爱及对个体命运、族群命运的强烈关注而创作了第一部描写我国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鄂温克人心灵挣扎史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这部小说里，迟子建在前半部分浓墨重彩地建构了一个充满诗意的鄂温克人的生活世界，一座让人心生向往的世外桃源，而在后面却描述了现代化进程的扩散对这座世外桃源的强大冲击，前后巨大的反差凸显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真实刻画了自大兴安岭开发后成长起来的该族新生代青年在这种文化嬗变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困厄，唤起了读者对弱小民族的历史、生存和发展的担忧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