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之至者道也”—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及现实关怀

李畅然

(北京大学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一、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

《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的代表作。《疏证》将儒家的概念范畴系统作了显题化，应该出自戴震对《尔雅》、《说文》、《广韵》等字典的熟谙。《疏证》显题化的当然不是三教通用的日常语义和概念，而是儒家自身的观念，所以书题中的“孟子”二字也就不可或缺；与《疏证》类似的著作——朱熹高足陈淳的《字义》后世或冠以“四书”二字，或冠以“性理”二字，大抵也是避免太过空泛。但作为一家哲学，应该自信其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疏证》命名的谨慎低调并非对其自得之真理没有信心，而是与其方法论密切相关。

熟读《系辞》和《庄子》的戴震当然知道言意之辨①详乾隆二十年《与姚孝廉姬传书》和卒年《答彭进士允初书》，载《戴震全书》第六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2、362页。以下引《戴震全书》，于第六册只注页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加注“段《谱》”），余册加注“[册号]”。，但其终生一遍遍强调的是经与道的等同关系。戴震于乾隆十四或十五年②我们不取乾隆十八和二十二年之说，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简称钱《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4页。所作之《与是仲明论学书》（简称《论学书》）是戴震终生乃至整个乾嘉考据学的解经方法论纲领，自清至今持续引发学界广泛的兴趣。该文正文首句即宣称“经之至者道也”，研究者常忽略这句话，而把注意力放在随后的“由字以通其辞③原文作“词”，本文从初稿作“辞”（见王昶编《湖海文传》卷四四，第13-15页，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因为更符合社会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