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会计学教授:杨佑之

2012-08-15 00:46湖北荆州职业技术学院陈元芳
财会通讯 2012年22期
关键词:经济核算会计学会计核算

湖北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元芳

杨佑之(1893~1971年),原名德宽,男,湖南省长沙市人。教授,会计学家,统计学家,会计实务专家,会计教育家。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委常委。

一、个人生平简介

杨佑之,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不到4个月其母病逝。13岁时在老家湖南长沙上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勒令退学。后经自己努力于1917年(民国六年)考上北京大学商科,师从经济学大师马寅初先生,成为马师门下的高足弟子,于1919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经马寅初先生推荐,在北京尚志商业学校和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开启教育之旅程。1928年~1935年,相继到北京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北京朝阳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和北平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从北平到成都讲学。此后,再没有离开过巴蜀之地,先后担任四川大学经济系和铭贤学院教授,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以及华西大学经济学系和成华大学会计学系系主任。1943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任为教授职称,同年7月,领取国民政府颁发的会计师证书。1945年,在成都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华西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四川财经学院(后为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此后,再未离开这所西南地区的高等财经学府。曾先后兼任该校会计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主任。历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人大代表等职。1960年代,曾应邀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未能逃脱厄运,被作为“反动会计学的祖师爷”受到批斗。1971年9月10日,一代会计学、统计学大师,未能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曙光,因患胃癌、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带着无限惆怅离开人世,享年78岁。1977年,四川财经学院为先生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理论主要贡献

杨佑之教授一生致力于会计学与统计学理论研究,学术上颇有造诣。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撰写《会计学》(兴华印刷所1938年)和《会计学纲要》(1939年),1943年又在成都出版了《高级统计学》、《统计与制图》和《审计学》等著作。早年还曾发表过《新县制下财务行政制度刍议》(《服务月刊》1940年第3、4期),《统计学之地位》(《四川统计简讯》1940年第11、12期),《省县银行之联系》(《中国行政》1941年第3期)和《四川管制物价之经过与展望》(《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期)等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笔耕不辍,又相继编著了《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和《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均为1964年)和《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与《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还撰写了《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财经科学》1959年第4期)等多篇学术论文。

杨先生的上述论著中,《会计学》一书在民国时期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在会计学界仍有较大的影响。该书共14章,包括绪论、财产与损益、交易、借贷原理、记账程序及账簿组织、账户之简化与增设、原始账簿之分立、特别栏之设置、总账之分化与统驭、结账前之调整、账户之分类排列编号、计算表及决算表之编制、合伙组织之特殊会计法、公司组织之特殊会计法等内容,各章末还附有问题与大量的习题,以供学习者练习之用。从上述章节目录可知,该书内容分为两部分。首先,以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核算程序为主线,阐述了一般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也就是从“绪论”到“计算表及决算表之编制”,即前12章;紧接着,以企业的两种特殊组织形式的会计核算为主线,讨论了合伙企业、公司组织的会计问题,即后2章。从内容组织安排上讲,该书既有一般会计的理论知识,又有特殊组织会计的核算方法,可谓一本集一般原理与具体方法之大成的会计著作。书中阐述的会计的两个基本理论观点值得一读,现摘录如下,以分享杨师的会计思想。

一是会计学者应当承担提高会计学的社会地位之责任。杨师在《自序》中说,在我国,对于会计学的观点,毁誉参半。誉之者谓其理精技术,陈义颇高,而权衡财务,经济庶事,舍此莫由。毁之者谓,雕虫末技,卑无高论,然理浅显而术易简单也。先生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惟世之言会计也,每多偏于方法之启示,而忽于理论之研讨,阅者或以为会计内容,尽陈于是,而不知个中自有其独到之理论在。这里,他既指出了会计对于财务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权衡财务,经济庶事,舍此莫由;又认为,会计学所以被世人视为“雕虫小技”,在于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与阐发不够,即“惟世之言会计也,每多偏于方法之启示,而忽于理论之研讨”。所以,要想提高会计学的社会地位,会计学者必须担当起会计理论研究与传播的社会责任来。

二是复式簿记的起源。先生在书中说,所谓复式簿记,则创自1340年意大利自由市府几罗亚(Genoa)(现译为热那亚)之官吏,1406年见用于威尼斯(Venlce),最后则盛行于佛罗伦萨(Florence)等城市。其后,书中又进一步地说明了会计学的起源。这里,杨师较详细地说明了复式簿记及会计学的起源,类似这样的叙述,在民国时期的会计教科书中并不多见。如果“一门科学史的出现,是这门科学开始成熟的标志”,则一位学者对某门科学史的研究,可看成他对这门科学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滥觞。足以可见,先生对学问探讨之深入,问题思考之仔细,学术研究之成熟。

《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先生于1959年撰写的。当时,我国正值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大跃进正在中国大地蓬勃开展,社会经济形势可谓一派大好。在此情形下,社会上出现了以表代账,丢掉账本,不要会计,取消商品交换等一些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相违背的现象。对此,先生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与敏锐的学术思想撰写此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十分必要。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也就依然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决定了经济核算的形式。先生在这里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让不少人难以接受的一种逻辑关系: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经济核算。也就是说,只要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就有经济核算。

二是经济核算的概念。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经济核算是用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比较和衡量生产费用和生产成果,企业收入和支出,并进行成本核算,确定企业盈亏,务使生产费用得到了销售收入的充分补偿外,还能保证获得生产赢利,这就是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国民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必须具有非常广大的分支体系。为了提供正确而全面的资料,必须利用业务、统计和会计3种核算。这里,先生既指出了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利用价值形式核算收支,计算盈亏,以保证生产获得赢利;又说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核算形式的多样性,只有业务、统计和会计3种核算并存,才能为管理提供所需要的正确而全面的资料。

三是会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文章指出,会计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是价值核算,是利用价值的货币形式来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定期地总结和研究各项活动的经济效果。这种通过货币形式所进行的价值核算,是现阶段会计方法上一个主要特点。由于会计核算采用了统一的货币形式,才能使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资金能够综合,提出总括的指标。才能对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进行经济效果的核算。也就是核算企业在按一定价格出售产品所得的货币收入,是不是可以充分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亦即所支出的工资和物资消耗,而有一定盈余。可见,文章所强调的是,价值核算既是会计核算的对象,也是会计方法的主要特点。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会计核算对象是价值,会计核算的特点也是价值。事实如此,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的核算通常是业务核算与统计核算的对象,而会计则是从价值这个侧面,也是利用价值尺度,对商品进行核算与管理的。

《新县制下财务行政制度刍议》一文撰于1940年的抗日战争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进入到一个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为主要任务的训政时期。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把县作为地方自治的单位,拉开了“新县制”建设的序幕。此时的杨师,以国家兴亡为已任,对“新县制”这一政策及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的实施,以财务行政制度建设为切入点,对如何建立“新县制”下财务行政的牵制组织,以及管理、出纳、会计和审计等4种机构的组织权责及处理程序和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先生主张,“新县制”下的财务行政应厉行以超然主计制度为特征的内部牵制。这种制度,不仅是国内主计制度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财务行政控制措施,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财务行政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新县制”下的财务行政体制应当在内部牵制的基础上,将整个财务行政体系划分为管理、出纳、会计与审计等4部,亦不外使其各司其事,相互牵制,籍收澄清吏治,杜绝中饱之效。四者之间的相互牵制,则应因时因事及各种特殊环境而有所不同。可见,杨师对于“新县制”下的财务行政的管理与控制体系的设计,从顶层着眼,并力图建立起一套既各司其事,又相互牵制的管理体系,以收澄清吏治,杜绝中饱之效。其愿望十分良好,但在国民政府腐败成风的大背景下,再完善的具有内部牵制功能的财务行政体系,恐怕也难以奏效。另外,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先生是一位超然主计制度的支持者。

三、实务与教育主要贡献

杨佑之教授身为一名会计师,于1945年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之后,以办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而闻名,在成渝地区实业界享有很高的声望。1946年,他受聘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由于该公司背景复杂,管理混乱,账目不清,不但涉及到企业家的利益,而且关乎成都市民的利益,这本“糊涂账”能否理清,广大市民翘首以盼。他应聘后排除一切干扰,充分运用其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查账技艺,严密清查,终于将一笔笔烂账查得一清二楚,为成都市民办了一件好事,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一时传为美谈。

杨师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教学岗位上度过的。自大学毕业起就立足三尺讲台,先后在北京、河北、天津和四川等地的多所高校担任教授,长期讲授初等会计、会计学、高等会计、会计专题、成本会计、统计会计学、经济学原理、国际公法和国际商法等众多课程。早在1936年,就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邀请,从京都到蓉城讲学,因当时蜀道难行,交通不便,偏僻的大西南会计统计人员如凤毛麟角,他作为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第一位教授,深受学生的仰慕和敬重。杨师从教半个多世纪,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其中不少毕业生成为成渝及西南地区的企业家、会计师、金融家和教授,会计学教授毛伯林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先生的教育之生,真可谓育人半世纪,弟子遍神州。他既坚守教学一线教书育人,又兼任过多所高校的经济学与会计学系主任,并曾担任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对商科教育及教学管理,运筹帷幄,对优化管理学科建设颇有主意。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为统计与会计两个学科应该结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和指导生产管理的决定性环节。中国要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在统计与会计上下大的功夫,让管理科学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为使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亲自动手整理了几千张卡片,准备写一部会计——统计专著,可惜因“文化大革命”动乱而未能付梓。真乃,夙愿未了人先逝,留待后人写续篇。

更难能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华西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杨师,受命以中方政府代表的身份,从美国人手中为中华民族接管了华西大学。在极其复杂的接管工作中,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使这所人民的大学顺利地“完璧归赵”,为发展西南地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杨佑之,寅初大师育高徒,会计统计之名师;京津成渝兴商教,著书立说留后世;会计执业振中华,名师美誉传蜀地;“桃李门前公植育,松梅江上我愁思。”

[1]任一民:《四川近现代人物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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