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长春
桑德尔指出,美国当前的公共哲学,已经由早期强调共和传统的公共哲学转向了程序性的公共哲学,其中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公共生活的日趋复杂。桑德尔界定了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民共和,起于建国,主要特征是自由、自治与公民德性;第二阶段是国家共和,起于内战,主要特征是国家集权,国家的地位突出;第三阶段是程序共和,起于二战,这一阶段即程序自由主义在政治话语中占主导地位,桑德尔也称其为道义论的自由主义。
道义论自由主义在取得伦理学正统地位之后,对政治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在伦理学上只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对道德与善存而不论;其次,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俨然成为权利的工具性框架,实现了中立性的目标;最后,不论是在伦理还是政治上,程序共和充斥着不满、困境与贫乏。道义论所主张的诸如自由选择、平等地位、权利优先、社会正义等理念,尤其还有中立性的抱负,已成为当代美国人坚守的政治信念并在公共生活中体现,然而这些却不能说是道德的语言。就此政治生活的内容渐趋浮华与空洞,“公共注意力只会盯住公共岗位上的私人问题不放。公共商谈日益倾心注目于各种花边新闻和‘调侃秀’所提供的丑闻、刺激性绯闻和忏悔故事,最后连主流媒体也掺乎其中。”[1]桑德尔认为:“不能说当代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要完全为这些倾向负责,但政治话语的视野过于贫乏,从而无法包容民主生活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