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欣
近年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是否属于重商主义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苗迎春、任心友、张曙光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在大规模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虽然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造成中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工资低下。2009年12月3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属于中国的新年》一文中指责中国政府“遵循重商主义政策,人为地将贸易顺差保持在高水平”,并称“这样的政策是掠夺性的”。他呼吁世界各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贾根良、韩宝庆等则认为,中国现在实施的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严重违背重商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的经济政策根本就不是重商主义思想的体现。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最早出现在米若比《自1763年以来的哲学原理》一书中,而引起后世经济学家注意并确立“重商主义学派”的,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1]可见,重商主义只是后人为了方便对200多年前所有“经济学家”的一个称谓,重商主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派。
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指的是将金银等同于财富,并且倡导贸易保护主义以获得金银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