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新才 杨用超
(1.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2.重庆市红旗中学,重庆梁平 405200)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一直是“文治教化”的意思,与“武功”相对,所谓文治武功是也。这种观念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把“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词语使用,始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650)(卷十五《指武》)此后历二千余年,“以文教化”的基本含义始终不渝。
在西方,1871年英国文化学奠基人E·B·泰勒在所著《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后来传遍世界、被奉为经典的著名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其时正是列强凭陵、神州瓜分的严峻时刻,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睁眼看世界,从日语中接受了当今广泛使用的“文化”(culture)概念。“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中西方社会大论战的深入,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揭开了序幕。西方文化学著作蜂拥进入国门,势同过江之鲫。中国学者模仿其体例,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著作。梁启超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拟定了一个大型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包括朝代篇、种族篇、政制篇、法律篇、教育篇、学术思想篇等28部,但仅写出其中的《社会组织篇》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材,就匆匆驾鹤西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