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人性论与社会秩序建构逻辑——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视角

杨晓东

（天津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在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中，社会契约思想代表了自由主义早期的论证方式，然而这种带有明显历史主义特征的独断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国家的合法性是否基于人们的同意？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国家？人们订立契约是如何可能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足以暴露出社会契约理论的致命缺陷。相比较而言，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尽管也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却抛弃了契约论的证明方式而另辟蹊径：他们没有或者很少谈论权利，主要围绕“自生秩序”——“自生秩序是指惯例、规则、制度等，它们并非由于人类预见到其益处、从而有意识地、自觉地创建出来的，而是无数按照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之目标的人的无意识的结果。”［1］——的概念展开，从人性论预设和道德情操的维度来阐释了一种面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德性论和规则正义论，强调通过规则与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整形成一个社会经济秩序乃至政治秩序，以此来表明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

一、休谟以情感为基础的人性预设

苏格兰学派的自由主义是与彻底的经验论哲学相联系的，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或预设，乃是根植于对于人性的现实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分析。如果说这种分析标志着一种转变的话，那么，蕴涵在这个转型中的人性论意义之中的，即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所提出的关于“事实”与“价值”分立问题：“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