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思考

李金慧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

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思考

李金慧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国际传播是文化信息、价值观念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面临着对这些文化信息的解释问题。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意义不仅在于对某种信息的理解和把握，而在于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实现不同国度人们之间的沟通。而要实现这种沟通就需要克服国际传播的解释困境，这需要传播主体和解释主体的双向努力，也需要人们对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共识”有着深切的把握。

国际传播；解释；共识

国际传播活动古已有之。古代出使他国的说客、使者、跨国经营的商人，甚至一国的首脑，都是最早的国际传播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大众传媒的出现，国际传播不仅关系到广大的普通民众，而且涉及到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交流的各个方面。国际传播的途径也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媒介传播方式，比如网络与手机等。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等差异的影响，使得国际传播不仅表现为全球化的特征，而且也明显地具有地方性色彩。在国际传播问题上引入解释学的视角就是在国际传播的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矛盾中来分析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意义。

一、沟通与理解——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事实，在现代世界的经济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离开其他国家都将难以生存和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和冲突的全球化，于是各种各样的国际传播途径自然地产生了。国际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信息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在每一种国际传播途径中，都有一个将本民族的各种信息及文化传统公示给对方的倾向，因为只有让对方充分地了解自己，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国际社会的沟通。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特征，当人们在国际传播中公示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在对方就会有一个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而这正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

但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人们又是如何来理解并解释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的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来进行的。”[1](P150)也就是说，一切理解都不是对对象的无前提的理解，理解都是基于解释者的前结构的先行的前理解。而这个前结构可以理解为解释者所具有的背景知识。①在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中，这种背景知识也会发生作用。在这样的背景知识中既包含了国际传播的文化地方性，也包含了共识。这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似。尽管每个民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差异并不否定共性，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都具有“善”的共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追求“中道”的精神境界，并且都将其看作是实践智慧。从解释学的意义上看，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人们不仅能够解释个性的差异，而且也能够解释出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一直认同“求同存异”的精神理念。

国际社会之间一直在努力增进沟通与理解，而各种国际传播方式促进了这种沟通和理解的深化。在传播信息和文化的过程中，传播的理解不是要寻求一种完全的客观性，②这种客观性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民族的传播主体，不能指望其所传播的信息文化得到对方的客观性理解。虽然在国际传播中达不到客观性，但也决不是绝对的差异性，而是差异中的共识，共识中的差异。解释学不是一种方法体系，而是一种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寻求的是人类最大的善，是人类的沟通与理解。“诠释学是哲学，而且作为哲学，它就是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2](P331)目前人类面临很多共同的善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对灾难与疾病的防治，和平与发展，等等。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要求国际传播中必须关注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理解和沟通，形成共识。

国际传播也是通过语言进行理解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行为。一切解释都具有语言，理解只有在解释的语言性中才能实现。哈贝马斯认为语言问题在解释学中占据中心位置，他指出，“交往行为与其他人类行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惟有交往行为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媒体。他说，目的行为只是把语言作为许多媒体中的一种，通过这种媒体，各为取得自己成就的发言者相互发生影响，使对方构成或发表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的意见或意图；规范调节行为首先把语言作为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一致意见的媒体，这种媒体只是再现一切其他进一步的理解活动；……”[2](P283)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建立人际关系功能的语言行为的意义，即“最基本的交往行为”的意义。对其进行语言分析的目的，是达致“理解”，以作为使“行为同步化的一种机制”。[3](P134)国际传播中的多种形式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语言交往行为也理应是有一种实践理性的价值趋向，追求共识，这就是国际传播的主旨。

二、国际传播中的解释困境

在国际传播中，人们很容易在一些关键点上产生理解的分歧，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彼此之间的认同，造成解释的困境。国内一本文摘型杂志刊登了这样一则幽默：一位广告设计者，为一种饮料设计了一份很有创意的广告，它由三幅图画自左向右依次排列，第一幅显示一个人在沙漠里行走，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第二幅图则是要推广的产品；而第三幅画面显示这个人喝完饮料后又变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但不幸的是设计者却被广告公司解雇了，原来该广告要投放的地区是阿拉伯人居住区，而阿拉伯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向左的！这样这种饮料广告岂不是起了反作用？这个故事揭示了文化的相对性及其经解释所带来的困境。只要有国际传播就无法完全避免这种解释的困境。

这个故事传达了一种表象的事实，但在这个事实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着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与解释者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国际传播中的解释困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人们亘古追求的目标。根据海德格尔提出的前理解概念，解释者在理解过程中要不断地考察他的在前结构内的预期意义，从而发现这些前结构是否基于事物本身。但在无穷的倒退过程中，也就是在解释的循环中，解释者又是如何发现哪种解释是基于事物本身呢？例如，我们将自己的文字所表现的文化和传统用媒介传送给国外，外国人总是希望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但是在文字转述过程中有些东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外国人来理解一种陌生的事物，就很难获得文化的真相了。因此，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希望在生活中切身感受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不可能彻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外国的理解者本来是有他们的文化立场的，他们在原来的国度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就不受到其主体结构的影响而完全地理解中国呢？文化都有相对性，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了他理解的视角，而这种视角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任何一位国际传播中的解释者都可能会存在的主观性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一个新事物时不可能完全摒弃前见。或者按照伽达默尔的视域观点，理解者与他的理解对象都有各自的视域，即人的前判断，是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域，而对这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他自己的视域，二者的视域界是有各种差距的，这种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无法消除的。同时，伽达默尔还指出，理解就是相互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但要达到“意见一致”，则意味着对意义的理解具有“同一性”或“主观际性”。而哈贝马斯指出，个人间总是“以主观性为基础，来确认相互间的一致”。[4](P169)这些因素都阻碍了解释过程中对客观性的获取。

其次，国际传播要达到解释的真实性与正确性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有时受到权威与传统的干扰。伽达默尔就对启蒙运动中所谓理性与权威的对立提出质疑，认为权威的本质不是抛弃理性，而是相反，承认理性。他说，“‘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5](P275)当权威具有积极意义时，它其实可以推动我们的理解进程。比如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间接获得的对于异族文化的理解，就是基于权威与传统，它使得我们不必每件事都试图去追本溯源。福柯将话语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看作权力作用的结果，他声称，“理性的”话语正是由于在话语斗争中取得优势，掌握了权力，才能成其为“知识”和“科学”，自封为“真实”和“正确”的。于是，在他那里，真实性和正确性不再依赖于行动者和判断者的能力或资质，而是反过来，取决于是否掌握了权力。[6](P96-97)但是假如有一个片面的判断，我们仅因为它的权威性而去承认它，就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和解释。朱熹付平生精力于《大学》一书，但之后注释《大学》者有数百家，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人言人殊。最后刘宗周无奈地说：“读书至晚年，不能释然于《大学》。”这简直是一场解释的灾难，这种解释的困境不是伽达默尔的“视域的融合”方法可以解决的，其最后的出路，不再是解释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经典文本的权威。

再次，国际传播力图获得沟通与共识，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传播都有其自身的地方性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但整体的世界要想得到持续性的共存，就必须寻求共识，多元与共识之间是一个矛盾，欲从多元之中揭示出共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这是解释出现困境的又一个原因。但在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必须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国际传播的解释主体能够“同情”对方的文化，从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中解读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从而为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优势，都有对世界的共存所可能做出的贡献。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广泛接触和了解其他文化的机会，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对人类的共存有意义的因素，共同塑造一个全球和谐的局面。比如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有许多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的合理因素，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追求和谐，而这些于当代世界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和平问题是相当有益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而会自然认可中国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这种解释思路对一个和谐的全球局面的维系是相当重要的。国际传播包括很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解他者的途径，世界上的各国人民，都应该通过这些途径积极主动地去进行沟通和理解，这可能就是国际传播进行解释学思考的最大价值。

解释的困境在根本上植根于解释主体的内在结构之中，为了形成一个彼此沟通且拥有共识的氛围，这就要求解释者相互尊重，使自己的内在结构逐步地合理化，这是每一个国际传播的参与者和解释者都要做出的解释学努力。

三、解释的出路

国际传播不是一个单纯的了解对方信息、知识和文化的过程，而是为了通过传播来实现沟通和理解，这是解释学的目的论价值。然而沟通和理解不仅需要深刻地把握对方的知识和文化，而且自己还要有一种良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必须是真诚的，能够切实地了解对方并与对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实现沟通的价值。一个全球化的共存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的条件，这里是指人类当今社会如果不去谋求和谐的发展之路，就不可能实现共存，这就决定了人类被迫要去寻求共识。另一个是主观的条件，即人类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构建共识的社会，而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必须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参加主体，以其真诚性作为谋求和谐世界的主观进路。为此需要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共识、避免冲突，在传播活动中贯彻真诚的态度。

首先，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与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只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久了，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多了，自然就会对中国有更多更全面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就自然地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国际传播是个多元交融、寻求共识的领域，它并不要求完全客观地认识到对方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要求尊重对方的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寻求基本的共识。③这才是国际传播中的解释学的使命，它不局限于对国际传播的信息的文字化理解和知识性解读，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构建活动。它通过对所传递的信息的创造性解读，努力追寻一种和谐的秩序。就象伽达默尔指出的，有时解释者可能比原作者有更好的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理解。

其次，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与解释主体要尽量避免传播与解释过程中所可能造成的理解的难题。为此，传播主体就需要尽量去理解其所传播文化的历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理解传播对象。一方面，在传播自身文化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补充一些背景知识，以真诚的态度清晰地表达自我，在需要论证的地方进行清晰的论证，以便使对方能够真切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将对方的文化介绍进来时，需要真诚地了解对方，只有这样，才能在主体间个性的范式指导下让自己的传播行为更具有沟通的价值。前面笔者讲的那个广告设计者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那位广告传播者能够真诚地了解阿拉伯地区的阅读习惯，就能让那种饮料更好地走向市场，而他自己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效益。无论是传播出去，还是传播进来，都需要传播者的真诚，一个信息的发布，一种文化的宣传，都不能有任何虚伪的成分，否则不仅起不到传播的效果，反而会导致误解，让对方难以理解自己的文化信息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④

对于国际传播中的解释主体（或者传播对象）而言，他必须尊重对方的文化，理应从对方文化中看到其优势，从而寻求对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和谐运作有帮助的因素。按照解释学理论，一种文化传统和在其中积淀下来的生活形式，通常是以它的成员创造性地接受和改造传统的方式而得以延续的。[6](P173)所以我们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是要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在创新中求发展。比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我国古代社会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它体现在我们文化形态的多个方面，建筑、音乐乃至民间的剪纸艺术等当中，都有这种理念的渗透。当我们的这种文化形态传播到国外的时候，外国人必须以体悟的方式真诚地把握这种文化的精髓，否则可能会说“那不过是破房子”而已，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了，更难以从文化的形态当中体会到真实的理念，进而建构和谐的国际社会了。解释是为了一种善，当今社会最大的善就是寻求共识。所以无论传播主体还是解释主体，都必须有一种理解异文化的真诚愿望，必须放弃误解和偏见，放弃同类另类文化的企图。

最后，我们说，国际传播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价值世界，这个价值世界可以成为传播参与者的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共同构成沟通和理解的前提。自从启蒙思想产生以来，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的精神价值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认同。⑤比如联合国的各项权利公约就体现了对这些价值的诠释。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你的国度和文化是什么，都必须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而解释和构造。不同国度的人们要从各个民族的文化中解释出与这些价值相协调的因素，用这些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价值去营造和谐的世界局面。正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真正的意见一致只能“以共同信任为基础”，虽然它也有陷于共同的主观性中的嫌疑，但毕竟已不同于迫于外部影响或暴力所形成的虚假的“意见一致”。解释是有前见的，当人们站在这些被普遍认同的价值的角度去进行合理性的解释的时候就会易于实现共识与沟通。

注释：

①其实，在解释学里所讲的前见和背景信念，在哲学认识论中就叫作认知图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问题，康德所讲的先验图式解决认识为什么可能的问题，这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前见”实际上是解决了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知识，根本就无从解释，解释学是由认识论发展而来的哲学。

②在哈贝马斯看来，“诠释学意识摧毁了客观主义者关于传统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指出理解的客观性有赖于解释者的诠释学境遇，只有通过效果历史意识才能获得。”（洪汉鼎著《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而实际上当从诠释学境遇进行理解的时候，恰恰难以达到客观性。

③解释学由于背景的存在不主张解释的客观性，甚至在有些解释学家看来，解释中的误读恰是构成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因。我们对于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解读和西方对于古希腊的解读，其实都不是要解释出一种客观性。如果真是那样，恐怕是对文化发展的阻碍，而不是促进。

④任何宣传性的东西，都要避免过分的虚伪。无论在任何领域中，有两种宣传方式最具说服力，一是事实，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方式以澄明事物本质的形式满足了人们内心对于真相的期待；二是论证，当传播中需要表达自己的某种建议和观点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这样才能起到说服的功效。

⑤马克思主义也认同这些价值，在马克思所设定的未来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构成了社会的前提，人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4］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The Thinking of Hermeneutic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i Jinhu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communication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values among different nations,so each country and people face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aims at 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different nations.To find a way out of predica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both the communicator and receiver must make their own efforts and reach a consensus on man's living worl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hermeneutics;consensus

G206

A

1673－1573（2012）01－0005-04

2011-10-03

李金慧（1972-），女，河北内丘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新闻和媒体理论。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