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两川诗作中的生存忧患与发展困境

杨凌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岁终抵成都，至代宗永泰元年（765）携家去蜀南下[1]，杜甫在蜀中的川西、川北度过了近六年时间。这是杜甫一生中经历比较复杂的一段时期，也是其创作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段时期。

在之前的杜诗研究中，学者们更多是强调杜甫这段时期内的安定闲适。的确，这六年中，他既有较为舒心的生活，也能休憩身心，投入创作中，并进行不同风格诗歌的尝试。而在同时，这种看似舒心的生活，由于是寄人篱下，从一开始便根基不稳，甚至有些摇摇欲坠，加之干戈未息，终岁漂泊，使得诗人总是怀着挥之不去的生存忧患。即便是能保证基本生活，这种或潜在或外显的忧患也每每使得他始终如一的政治理想愈来愈渺茫。这使得他的诗作中，常常在悠闲、适意中潜藏着浓浓的悲愤和感伤，也促成他选择了晚年的漂泊生涯。

一艰难昧生理：生存之忧患

清代注杜名家黄生在评老诗时，说道：“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2]P747诚然，老杜诗中，真正的轻松，纯粹的闲适，确实很难一见。读到这一时期的诗作，仍是如此，我们不难在其诗歌中读到生之忧患，仿佛看到诗人一次次紧蹙双眉。在两川期间，虽时得官员、故旧接济，但这毕竟是仰仗他人，自身并无产业，亦无稳定的经济来源，生存的忧患无时不在。主要表现于如下诸端：

（一）计拙无衣食：生计之艰

初至成都，身无长物，更无托身之所，只得寄居浣花溪寺：“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