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萍,陈 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中国北京 100025)
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在法律上关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的规定,仅散见于《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而理应与刑法实体规定相呼应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置相关的诉讼程序。虽然有悖《立法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上海、天津、武汉、石家庄、黑龙江等地还是陆续制定了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收治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公安机关认为,强制医疗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1]。既为行政行为,检察机关自无介入监督的依据。实践中出现了该收治而不收治与不该收治的被收治的乱象。这次刑诉法修订,专设一章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程序、决定机关、救济手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尤其是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既符合由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世界通例,又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依据。本文拟对新规进行解读,并探寻检察机关监督的着眼点。
强制医疗的适用,在客观上需要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这既是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表现,又可以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观上要求精神病人具有人身危险性,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仅有危害事实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不能予以强制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