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倩秋
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经过长达15年的修整期创作了《呼吸秋千》(Atemschaukel)(以下简称《呼》),并一举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各国媒体几乎将其获奖归结为作品中的政治倾向,其中包括作家“文化流散者”的身份、政治的平衡和博弈,以及作品“反抗极权”的主题等等。而笔者认为文学可以逃避政治,但必须揭露人性。大多数评论家忽略了《呼》对劳改营中丰盈而坚韧的人性探索,对专制社会非人性的控诉,人的命运、美与丑、道德与非道德的描摹。诺贝尔评委会称《呼》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类心灵归属感的匮乏[1],笔者就此对《呼》中米勒对家国、亲情、生命不幸下人性百态的探索做一番阐述。
学者胡蔚谈到米勒时说,“她身上透露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这在保尔·策兰,在卡夫卡身上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都是出生于东欧德语地区的犹太人。而他们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敏感把握,亦得益于这种漂泊无根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体验。”[2]许多杰出的作家如但丁、索尔仁尼琴、托马斯·曼、昆德拉、里尔克、卡奈蒂等都着笔于以“不确定的流散身份”和“无法调和与杂揉的边缘文化”[3]为母题的“边界写作”,这种为国家所弃的流亡与放逐之痛使其作品表现为“异质性、杂揉性、非单一性”[4]。作为德裔罗马尼亚人的米勒经历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切身体会了其间的尴尬生存处境、无处不在的威胁、文化和政治冲突,故而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力,“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