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 钊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26)
当孔子以时代命运反思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正是“周文疲惫”、“礼坏乐崩”的剧变,而孔子本人却并不是一位推进这种剧变的破坏者,相反,他更乐意以温和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尝试挽救时代的颓势,并力图保存那些曾被珍视的传统价值。在孔子看来,周代礼乐制度的精神实质更为重要,而这些精神实质自古以来便恰以某种方式体现在礼乐制度的继承者与改良者们的内在品质之中,尤其是对于身处末世,未曾得见“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后来者而言,他们之所以还有可能拥有那些理想中的人格品质,则更是依赖于早先已经奠定的优良礼乐文化的熏陶。笼统而言,孔子在自己的反思中对于人的品质给予高度关注,这或许在一方面导出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一个可谓毁誉参半的判断:制度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人自身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却向我们揭示出,人自身的问题,在哲学的层面上,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法从某种单纯的普遍立场,将人视为无差别的知识对象来加以抽象的解答。
如果说孔子表现出对于人的人格品质的关注,那么无论人的形象还是对于其品质的认定,首先都是一个历史问题,而孔子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其加以新的解答。“德”的话题在西周初期呈现出来的时候,接续的乃是“事鬼”的殷人对于“帝”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