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陈恒新，张 玲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自东汉以至今日，历代名家对司马迁著史以“成一家之言”多有阐发和论述。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序》谈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夫子之所述也。”［2］8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中提出了不同见解:“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2］8从司马贞到张守节对“成一家之言”的认识有质的改变，认识到司马迁著史为有意识的自觉创作。韩兆琦在《史记通论》中讲:“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叙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要总结一套以往的经验教训，来为当今和未来的治国平天下指明道路。”［3］151这种观点看到了《史记》创作著史以治世的一面。对此梁启超则有不同认识:“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和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2］86－87这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著《史记》是借史的形式阐发自己的思想。梁启超这一观点常乃德在《历史哲学论丛》中有精彩的论述:“……所以是哲学，而不仅是历史。”［2］43－44程金造在《史记管窥》中对前人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认识做了辩证梳理，认为:“《史记》借史事明道理，有如孟轲、荀况、韩非诸人的著作书中有其自己的思想核心与体系。”［4］63至此前人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念已达成初步共识。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