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代民族研究比较——以古罗马帝国和清代为代表的分析

2012-08-15 00:47孙凤娟孙乃龙
焦作大学学报 2012年3期
关键词:罗马帝国民族研究

孙凤娟 孙乃龙

(1.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2.德州学院社科部,山东 德州 253023)

1.中外古代民族研究异同

中外古代民族研究有各自的特点,下面我们就以古罗马帝国和中国清代民族研究为例,从研究重点、研究广度、研究目的和研究态度方面来分析中外民族研究的异同。

1.1 研究重点

古罗马帝国民族研究的重点是各个民族的文化,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在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这么一段描述:“目光远大的罗马的才智之士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之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1]他们所重视的是其他民族的“高尚品德和优点”,而如何分辨一个民族的“品德和优点”呢?那就只有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因此,古罗马帝国非常重视对其他民族的特性、宗教信仰以及英雄人物进行研究,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记述了古罗马帝国对阿拉伯民族的研究:“在这种难以称为社会的原始的卑贱的状态中,这些人兽没有技术,没有法令,甚至也没有语言,不明是非,和其它畜类几乎很难有什么区别。……阿拉伯人的永久的独立性一直是外地人和当地人大加赞誉的一个题目;而辩论的技巧更使这个离奇的问题,变成了有利于伊斯梅尔后代的一个预言和一种奇迹。……但阿拉伯作为个人来讲确是自由的;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社会福利而并不需要放弃他的天赋的特权。……阿拉伯人长期和其他人类的隔离,使他们习惯于把一切生人都看作敌人;土地的贫瘠使得到处流行着一个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相信和实行的有关法理的箴言。他们自信,在划分地球的时候,富饶和肥沃的地带被分给了人类中的另一些支系;因而被放逐的伊斯梅尔的后代完全可以用欺骗和暴力手段重新夺回他们被不公正地剥夺掉的那一部分遗产。阿拉伯部族按普林尼的说法,对偷盗和经商同样精通:越过沙漠的商队常被扣押勒索赎金或遭抢劫;……土地的贫瘠使得到处流行着一个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相信和实行的有关法理的箴言。……阿拉伯人的宗教,一如印第安人的宗教,主要是崇拜太阳、月亮和一些主要的星星;一种原始的貌似有理的迷信。……关于摩西的奇迹的故事在《古兰经》中更加神圣化和美化了;那些被俘虏的犹太人庆幸自己暗中进行了报复,把他们自己的信念强加于其新的信念曾遭他们嘲笑的一些民族的头上了。对于基督教的创造人,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在这位先知的教导下,始终抱有极高的神秘的崇敬之心。……穆罕默德对不信其教的人宣战。”[2]

中国清代民族研究的重点是民族生活习性,如《甘州府志》(二)卷四“风俗”篇中对匈奴的描述是:“甘州,古西戎、月氏、匈奴之世,湩饮肉食,旃裘毳帐。……寰宇记曰:人性坚刚忼慨。图册曰:穴居野处,采猎为生。张掖志曰:勤力畎亩,好学尚礼。甘镇志曰:在昔,牧畜为业,弓马是尚,好善乐施舍,则人知耕稼,大徃往昔,地虽边境而俗同内郡,揆以所见,古今不甚相远也。……衣服地寒产羊裘,富贵者白羔裘,尤重黑羔,至狐、貉、狼、豹、银貂诸裘,世家通用,其羊毛氄长,或无面者,庶民胥以御寒,春秋间绵夹衣,富户以丝帛,庶民以布褐、絺绤,纱罗三伏时间衣之,而服者甚少。”[3]

1.2 研究广度

古罗马帝国民族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且成体系,其研究涉及各个民族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几乎所有方面。《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五十章中对阿拉伯民族的研究包括:阿拉伯概况,阿拉伯人的特性和宗教,穆罕默德的兴起,他的戒律,他从麦加逃往麦地那,他对不信其教的人的宣战,穆罕默德之死,他的为人和私生活,对他的影响的估价。尤其是概况部分包括了阿拉伯民族居住的地理位置、人口、气候、民族的由来、迁徙,甚至还对其民族语言的由来作了介绍。对其宗教的描述更为详细,从宗教的起源、主要教义到宗教仪式、宗教领袖都做了详尽的描述。

中国清代民族研究的广度很狭小且零碎。清代文献除了一些非官方的杂记,如《回疆风土志》对回族的介绍也仅仅限于生活习惯和一些宗教习性,所谓“正史”的政府文献对其他民族的研究特别少,地方志中对异族的描述非常少且只限于某一方面而且介绍的很散,如《甘州府志》只介绍了匈奴人的生活习性,《镇安县乡土志》卷二“种族”中对回民的介绍也只有寥寥几句:“本境人民,惟汉、回两种,汉民即中国本部人,回民系真阿剌伯之天方教人。汉民分本地、下河两帮,回民则属本地。凡籍隶本县、世居境内与原籍本省、迁居本境者,均称本地帮。外省之人则无论何省迁来,虽年湮代远,均称下河帮。合而记之,下河居十之七,本地居十之三。回民仅治东茅坪、龙洞川、十八寺、土地岭、阳山观、程家川、张家坪,附城之东关等处有之,又不及汉民十之二也。”[4]

1.3 研究目的

古罗马帝国和中国清代的民族研究目的,都是掌握政权的民族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压制异族的反抗而作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举措,都带有显著的政治目的。

康熙五十六年(1717)苏铣修纂《西镇志》中对少数民族的描述:“本地有上咂下族,猛异族,中中族,西纳族,番族。诸羌习射猪,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为衣,酥□煎荼,人以皮马为礼,畜养为业。力农务学,不殊内地。……汉宣帝神爵三年,命后将军赵克国代先零诸羌,以其地置,破羌属金城郡,计度临羌,东至活□,为屯田可垦者二千顷,诸羌惮服不敢动。”[5]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是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攻伐,而研究他们的习性也是为了掌握少数民族的生活行动规律以便更好地压制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保存古代公民的纯粹血统,不容任何外族血统掺入的偏狭政策,阻止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繁荣并加速了它们的灭亡。目光远大的罗马的才智之士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之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在雅典共和国最为繁荣的时代,公民的总数渐渐从30000降至21000人。反过来,如果我们注意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战争、殖民活动不断消耗原有的人口,罗马公民,在塞维尔·图里乌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时才不过83000人,而到同盟者战争开始时期却已经增加到,仅是可以拿起武器为国效命的总人数,已不下63000人。当罗马的同盟者要求享有同等的荣誉和平等权利的时候,元老院宁愿先进行一次兵刃相见的较量,也不肯作出屈辱的让步。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为他们的冒失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其它一些意大利国家,由于它们相继一一都转而俯首听命,最后全被允许投入了共和国的怀抱,并转眼对消灭公众的自由也尽了一份力量。”[6]可见,虽然罗马统治者认为应当采取宽容政策对待异族,并将其付诸实施,但是当异族提出享有同等荣誉和平等权利这些要求时,罗马人宁可对他们以前的同盟者发动战争。所以统治者无论对异族各个方面如何表示关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中央政权对异族压制的政治目的。

1.4 研究态度

古罗马帝国、中国清代在对异族进行研究时所持的态度却是不同的。

古罗马帝国的民族研究尽管有歧视的方面,但总的说来持的是比较客观的态度。如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描述:“目光远大的罗马的才智之士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之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7]再如对阿拉伯民族的描述:“在阿拉伯人的那种较为简单的格局中,整个民族是自由的,因为它的每一个儿孙都厌弃俯首贴耳地对一个主子的意志服从。他的胸怀已为严厉的勇猛、坚韧,和头脑清醒的美德所武装;对独立的热爱使他养成自我控制的习惯;对丢脸的恐惧使他能蔑视那种低贱的对痛苦、危险和死亡的恐惧。思想上的严肃和坚定在他的外观上充分显露出来:他说话缓慢、有力,而准确;他不轻易被任何事逗得大笑;他常做的唯一动作是轻捋自己的胡须,那男人的可敬的象征;他对自身重要性的体会使他对同辈讲话从不轻佻,对上级讲话从不胆怯。”[8]在此大加赞赏了阿拉伯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国清代的民族研究所持的观点却是对异族极端歧视,如《伏羌县志》之二“地理志”中记载:“巩志云:邑属雍州,古大潬地也。夏商无可考已。东周时冀戎居之,秦武公伐冀戎,始置冀县。汉武帝改名成纪,属天水。王莽更曰冀治,又曰平襄。土人丑嚣,起兵据其地,光武平之。明帝永平十七年,置汉阳郡治。魏晋为冀城县。元魏改当亭。后周改黄瓜。隋大业初,仍为冀城。唐武德三年改为伏羌,属天水郡。……熙宁三年为伏羌城,属秦州。金仍之。元顺帝至元十三年升为县,属巩昌路。由明至本朝,悉因之。”[9]通过对羌族由来的介绍,把羌族的祖先看作是秦朝的奴隶,并认为他们奇丑无比。

总之,中外古代民族研究在研究重点、研究广度、研究态度方面都是不同的,而在研究目的方面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同呢?而他们的研究目的又为什么相同呢?

2.中外古代民族研究异同的原因

中外古代民族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不同,其原因主要是:(一)中外文化上的差异;(二)中外古代政权组织形式的差异;(三)中外古代经济模式的差异。

2.1 中外文化上的差异

在国外文化的内涵中,“自由”“理性”“实证”的理念占有支配地位,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其自由的思想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都居于中心地位,所以国外古代的民族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故而在研究一个民族时他们所持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并且研究的广度是非常大的。在“理性”和“实证”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无论做什么都非常注重逻辑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研究是非常周密与系统的,而这一切也使得他们看重的是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思想。

中国文化历来对“自由”“理性”“实证”重视不够,所以往往会带有较多的主观意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研究广度狭小且内容零碎,研究重点是民族生活习性,研究所持观点是对异族的极端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2.2 中外古代政权组织形式的差异

国外古代政权的组织形式有如下特点:(1)有较好的监督制约机制。(2)宗教在政权中有超越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如古罗马帝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掩盖下的专政制度,它的监督机关是“元老院”,具有颁布制订法律、监督君主的责任,而“罗马教皇”则是上帝的代言人,君主要由其加冕。所以国外古代政权虽然也是专政制度但受到多重的监督与约束,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考虑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对民族研究采取较为客观、宽容的态度。

中国古代政权是君主极度专政,如清代皇帝享有一切大权无须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他的态度和喜好完全决定了在民族研究方面的态度。从历史演变过程中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皇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对异族采取压制和歧视的态度。

2.3 中外古代经济模式的差异

国外古代各个民族历来重视商业,所以流动性非常大,进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比较频繁,彼此比较了解,因此在民族研究方面无论是广度、态度、还是深度上都比较全面、客观。

中国古代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重视的是在某一地区定居式的“农耕”,较为封闭,与外交往不多。这导致中国的各个民族之间了解甚少,所以在民族研究方面只是侧重对各个民族的生活习性进行研究,比较片面零碎、缺乏客观性。

然而中外古代民族研究在研究目的方面却是相同的,都带有显著的政治性。因为中外古代政权都是专政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压制异族对自己政权的颠覆,不得不对各民族的生活习性等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他们尤其关注各个异族的迁徙,因为这多少会对他们控制下的地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异族比较了解就会比较容易把握他们的行动目的,以便对异族采取攻伐或和解的政策。

总之,中外民族研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今天,我们进行民族研究也应该借鉴国外民族研究的优点。

[1][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D.M.洛节编本)[M].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2.

[2]同[1],1997:330-370.

[3][清]钟庚起.甘州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461-463.

[4][清]李麟图.镇安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5][清]苏铣.西镇志[M].

[6]同[1],1997:32-33.

[7]同[1],1997:32.

[8]同[1],1997:336-337.

[9][清]周铣修,叶芝.伏羌县志(清乾隆三十五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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