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炬
王夫之《读通鉴论》云:“经天下而归于一正,必同条而共贯,杂则虽矩范先王之步趋而迷其真。惟同条而共贯,统天下而经之,则必乘时以精义,而大业以成。仲舒之策……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义存焉。”①这是对《天人三策》最精炼的概括,其中指出了三个要点:1.“统天下而经之”的思想融贯性;2.“乘时以成大业”的现实紧迫性;3.“非三代之法而存三代精义”的儒家思想革命特质。长期以来,对《天人三策》以及董仲舒、西汉儒学的思想史讨论都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几乎每一部中国思想史都要探讨这些问题。但众多讨论却很少涉及到这部文本自身的写作特点,即很少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文章”,从制诰策对文章法式的结构中分析那些影响深远的理论观念,往往是在各种论述语境中利用《天人三策》里的抽象概念。而本文认为,文体要素是理解这部堪称古代儒家政治宣言典范的文本中“乘时以精义”的关键,是真正在历史的细节中解读经典的前提。
一
众所周知,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要面对着具体的治国方略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汉家制度”,这是当时汉王朝所面对的最紧迫的政治形势。武帝数次下诏求贤良对策,策问内容大体与天人三策一致,董仲舒在这样形势下做出了他的回答。具体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思想形势的所有特点,董仲舒表述不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政治上的回应,这种“非理论”的理论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