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发甦
刘大杰先生指出,屈原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富厚的北方学术的根柢,对古代的神话传说,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治功绩的熟习,儒家的忠义哲学,道家求解脱的自由精神,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与宗教迷信,最终成就了屈原这个千古特出的诗人,成就了屈原个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而建立了中国纯文学独立发展的基础①。林庚先生以为,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个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支配了汉代,一是道家的庄子,支配了魏晋,一是“楚辞”,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②。两位先生阐释的角度虽有异,但均肯定了屈原楚辞真实的情感思想,肯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地位。后代学者如此推重屈原,可是两汉时期有关屈原的为人与为文的争论却有截然对立的情形(当然其中也有相通之处)③,尤其是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文史学者探讨的论文不少,多指出指导思想的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但似乎忽视了历史学家阐释的本来维度。司马迁与班固同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春秋》、《左传》的著作原则是有深刻认识的。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还应该从历史著作方法上阐释。
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屈原为文与为人的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屈原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目的、屈原文章的艺术价值与影响,后者包括对屈原为臣、屈原之死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