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中原清谈与江南的关系考论

徐昌盛

一

两汉时期江南的文化学术，是在中原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中原士人因战乱或政治因素被迫南迁，前者如士燮先祖在西汉末大乱中避居交州，后者如会稽山阴的郑弘家族，本是齐国临淄人，因汉武帝徙强宗大姓而移居山阴；二是中原官吏南下就职，或大力推举文教，如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先用明经”①，或本身是重要学者，对当地学风有潜移默化的薰染，如卢植，能通古今学，熹平四年（175）九江蛮反，拜九江太守，不久南夷反，又拜庐江太守②；三是江南人士进京就学，学成后回乡教授，典型的是王充，他“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归乡里，屏居教授”③，与之相似的还有豫章南昌的程曾，史书说“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④。

正是得益于两汉之际与中原政治文化的不辍交流，东汉末江南的清谈风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东汉末年的中原清谈名士，与江南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江南清谈风气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兹撷数例分析如次。

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末期的著名学者，喜好藏书，著述繁富。灵帝光和元年（178），因作《对诏问灾异八事》遭到宦官曹节、尚书令阳球等人的嫉恨，流放五原，次年四月遇赦，却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王智是权阉王甫之弟，蔡邕担心不能免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泰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⑤。避祸吴会期间，蔡邕接触到江南士人的著作，而这些作品尚不为中原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