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次叙述看北朝姓族制度对墓志写作的影响

马立军

文学创作与其时代文化密不可分，这是一条规律，墓志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学界多从文体间影响和魏晋时期的制度等方面着眼，探讨墓志发展、转型的原因，一些结论启人深思。然而我们也已确认，墓志的定型是在南北朝时期才实现的。那么，在此期间墓志体制是否仅仅是延续和完善而无变化、创造？换言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写作，是否与其时的文化存在关联？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具体情形如何，学界目前还缺乏具体阐释。以笔者观察而论，此事既有深究的必要，同时也要考量着手的途径。

墓志文有“例”可循，这已是宋元以来金石研究者的共识，故元人潘昂宵以“例”教人写作碑志文，而明人王明乃以“十三事”之有无判别碑志文之正变。然而“事”（或“例”）对于墓志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其原因，盖如叶国良先生所说：“盖凡定例、常例，必与一代礼俗制度有关，学者自当善加利用，据礼俗制度以释碑、志，据碑、志以考礼俗制度。”①较之于潘、王诸贤示人作文门径的用心，叶先生所云显然更有助于推进当前碑志文的研究。只是上述诸家，尤其是叶国良先生所说“定例”、“常例”之分，其同时存在的现象需在韩愈、柳宗元以后；至于处在发展、定型阶段的南北朝墓志，则“定例”固然难见，便是“常例”也未必就反映了其时代特有的制度文化。以北朝墓志所叙墓主先世的那部分内容（世次）而言，看似无“例”可循，但其间却透露出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即非定“例”而有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