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妮
清人韩邦庆在1892年出版的著作《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上花》)中发展出诸多创造性的写作式样。一方面,他彻底摈弃了古典“才子佳人”浪漫化、扁平化的人物形象与情感结构,取而代之以展现市井人物的世俗人生,挖掘出复杂的心理与情欲机制,这让我们在小说史上得以如此接近一个时代的人物内心。另一方面,韩庆邦引入了一种摄影机似的观察视角和“穿插藏闪”的写作手法,尽管继承了《红楼梦》对细节的白描和日常的语言,但毫无保留地放弃了《红楼梦》对“另一个世界”的追寻。这即是为什么张爱玲认为较之《儒林外传》,《海上花》与《红楼梦》的师承联系更为明显①,而鲁迅则认为“《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②,两人的观点实则并不矛盾。
《海上花》前半段的主要场景设置在上海租界的“长三堂子”里,大部分人物关系由此展开。现今可见的有关晚清“狭邪小说”的研究与妓女研究的论述中,研究者多将小说中新颖的叙事、情欲表达视作“现代”的表征,并由此联系上半殖民地租界与口岸经济主导下的新兴都市文化。诚然,这是一条有效的研究路径,然而,令研究者普遍感到棘手的是,小说后半部分突然笔锋一转,意外出现了一个颇为古典的私家园林,其中旧式文人活动占据大量篇幅,小说的情致格调随之大变。文学批评如何从整体上去解读这种显而易见的断裂与不协调呢?早期几位热情的推崇者将此简单地归为“败笔”,如……